鞋子看来有随时离开脚掌的倾向。自布什在伊拉克被鞋袭以后，温家宝总

理在剑桥大学也经历飞鞋事件，近日以色列驻瑞典大使本尼·达加恩在斯德哥尔

摩则直接被鞋子命中。丢鞋子的人，伊拉克的是记者，剑桥大学和斯德哥尔摩

大学的是学生。

　　接二连三，鞋子成为一种与西红柿和鸡蛋一样的抗议物品。现在鞋子还没

有在街上飞起来，今后说不定就会成为政治家们街头活动中需要防范的抗议形

式。要知道，扔西红柿和鸡蛋还需要备办物品，鞋子却是无脚不备的，这就不

只是易于得到，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什么安全规定可以要求人不穿鞋。

　　鞋子成为一种抗议的表示，不仅在于这个行为本身，更重要的是人们对扔

鞋子所作的文化解读。伊拉克记者蒙塔兹· 扎伊迪的行为，让人们都知道向人扔

出自己防护足部的穿戴，乃是他的宗教世界中对人最大侮辱的表示。这个意义

的出现，使得扔鞋子变成一种可能被效仿的行为，而且是最方便的举止，最严

重的侮辱。

　　报道说，本月19日，蒙塔兹·扎伊迪将要出庭受审，可能被判5年到15年的

监禁。而剑桥大学德国籍学生马丁· 杨克则已在2月10日前往地方法院受审，据

报可能面临半年监禁和5000英镑罚款。而斯德哥尔摩大学的两名嫌疑人则已被

释放。扔鞋者的境遇似乎也大为不同。这大概是相关各国法律上的差异。

　　不断出现的扔鞋子事件，如果说有什么“正面”作用，我想那就是有利于人

们理性地看待抗议行为，至少在中国，这个作用是较为明显的。我当然愿意相

信，这几次扔鞋事件有着不同的性质，就像《青年参考》在以色列大使被鞋子

打中的报道中说的，“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也不是以色列，中国没有侵略任何国

家，显然剑桥那只鞋是扔错了方向”。不过，不论具体内容是什么，就抗议表达

而言，这几次扔鞋事件仍然是一样的。

　　当布什遭遇鞋袭的时候，我看到了国内媒体的很多报道，说的都是为什么

布什会被鞋袭，似乎扔鞋子是一种大快人心的正义行为，鞋袭行为的法律正当

性是被弱化的，扔鞋者被赋予了某种英雄气质，布什的反应则混合着尴尬与镇

定，媒体给人以“只有布什这样的人才会被扔鞋子”的暗示。剑桥大学的鞋袭事

件，媒体则很不意外地表明了愤怒的态度，谈到了对国家领导人的尊重问题，

扔鞋子的人属于干扰演讲，至于他抗议了什么则不太明白，这名学生遭到了现

场喝斥，温家宝总理镇定平和地应对，后来则是英方和剑桥大学的致歉，以及

温家宝希望这名学生能够完成学业的大度。

　　这两起鞋袭事件，媒体的反应显然是很不相同的。不过，剑桥大学事件，

至少让人们明白，并不是只有布什才会被人扔鞋子。也就是说，政治家会被人

扔鞋子，这与政治家本人是否卓越是两回事。卓越也好，不卓越也好，政治家

很难在全世界赢得每个人的喝彩，圣雄甘地够卓越的了吧，还被印度教徒暗杀

了呢。布什会被扔鞋子，别人不会，这只是一个神话。这也就可以理解，当以

色列大使2月4日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被扔了鞋子以后，国内媒体上几乎没有了兴

奋之情，甚至没有受到关注。

　　抗议，客观上是当代政治文化中的一种常规状态。怎样理解抗议，怎样面

对抗议，某种程度上显示政治文化的成熟程度。政治文化既由政治家的行为来

体现，也由社会和民众的态度来体现，更在制度设计中得以体现。对抗议幸灾

乐祸或者恼羞成怒，不仅有失风度，而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会被认为是成

熟的政治文化。把抗议视为正常，听到抗议的声音，并且平和地对待，不只是

能获得印象分，而且能够增进政治的活力。世界的丰富性和人的差异性，决定

了政治家面对鞋子的可能性，而所有的鞋袭行为都只承担有限的法律后果，因

为它仍然停留于态度而非身体伤害，其法律后果来自于表达态度时所形成的秩

序妨害。

　　扔鞋子的事情可能会多起来的，但没有什么了不得。所谓“最大的侮辱”，

这个解读并不代表实际的损害，而只是扔鞋者自己在象征意义上的心理满足，

与西红柿或者鸡蛋相比，鞋子的政治意义并不更多。

　　　　　（资料来源：新民周刊　撰稿·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