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书画爱好者都像当今的“追星族”一样，对自己喜爱的书画家非常崇拜，千方百计地想得到他们的作品——有的买，有的求，有的巧取豪夺，有的干脆就当梁上君子。人们戏称最后一种人为“雅贼”。“雅贼”古已有之，当代也不乏其人，林散之就曾遭遇过。

“文革”期间，中国传统文化备受摧残，书法艺术更是首当其冲，整个书坛一片沉寂，日本人甚至认为中国的书法正逐渐消亡，书法艺术的中心已移至日本。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有关部门组织书法家创作了一批作品，准备在日文版的《人民中国》画报上刊出，同时也是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祝贺。在这些作品中，林散之以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为内容创作的一幅草书受到了郭沫若、启功、赵朴初等名家的推崇。准备刊登时，编辑打算把郭沫若的书作排在首位，郭沫若谦让说：“不要选我的，我不是书法家，还是把林先生的字放在前面吧。”

1973年，这些书作在《人民中国》上刊出，旋即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更震动了日本书坛。特别是林散之的作品，深得怀素神髓，糅碑入帖，刚柔相济，笔势多变，婀娜多姿，并以画入书，以水破墨，水墨交融。日本书法界人士惊呼他为“怀素再世”、“当代草圣”。不久，他们专门组织了一个书道代表团，准备来华与中国书法家交流，尤其要到南京拜访林散之。为了配合这次日本友人的来访，江苏省在省美术馆举办了一个大型书法展览，林散之应邀送作品参展。他把这次展览看成是为中国人争光的大事，决心写出自己的水平，更好地展示出中国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让日本人看了服气。他把书写内容选为毛泽东词《卜算子。咏梅》。为了追求最佳的艺术效果，从章法布局到字与字的穿插、避让，从墨色的浓淡到每个字的笔画、结体，他都反复推敲、细细斟酌。最后，他集中精力，采用珍藏多年的古纸，一气挥毫写就两幅书作。两件作品潇洒飘逸，章法奇特，墨色多变，光彩照人，与毛泽东的咏梅词相得益彰，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展览时特别引人注目。不过，谁都没有想到的是，展览开幕不久，工作人员突然发现放在玻璃橱里的林散之作品不翼而飞。美术馆负责人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就出了一身冷汗——在那个特殊年代，这个书展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日本书道代表团来华在即，展览要是出了差错，自己不知道要承担多大责任。负责人马上组织人手四处查找，也没有结果，只好去找林散之，央求他再补写作品。

林散之判断，拿走这两张字的人，一定是平时非常喜爱他的书法而又无法得到的求书者，眼界甚高，能够看出这两幅书作是他的精心之作，否则不会冒此风险。他也很着急，因为这两件作品体现了他创作时的心境、激情，其神来之笔几乎无法重复，再写也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不过，作品丢了，找又找不到，只能另寻他路。于是，林散之便对美术馆负责人说：“我先写个遗失通告看看吧，万一找不到再想办法。”他随即挥笔写下了内容为“鄙人参加省美展，书写《卜算子。咏梅》两件，不意失去，想系梁上君子所为，余不深究，唯是该纸乃旧藏名笺，字虽不佳，纸却名贵，深望诸君子急将拙书送还。若能送来，一张赔两张，两张赔四张，决不失（食）言……”的“失物通告”，负责人让人将其贴在了美术馆的门口。林散之以为，自己开出了这么优厚的条件，拿字的人看后一定会送回来的。没想到，不仅丢失的两张字没人送来，连通告也在当天晚上被人揭走了。其实，在不少人看来，这幅通告似乎比林散之送去参展的作品更为难得，因为它是用行书急就而成，不拘常法，洋洋洒洒，妙趣横生。

没有找回被偷走的展品，失物通告又被人揭走了，林散之感到又可气又好笑——气的是有人偷走了自己精心创作的参展作品，笑的是一张寻物告示揭去也没有什么用，不能悬挂，更不能让人见到。无奈，他只好重新又写了两幅交给美术馆。从那以后，更多人意识到林散之书法的珍贵，求书者络绎不绝，几乎踏破了林家的门槛。林散之无法应付，只得躲到老家安徽和县。刚住了两天，求字者又蜂拥而至，而且来得比在南京时还多，其中不乏亲朋故交，怠慢不得，不仅要写字，还要管吃喝，实在招架不住。“何处能寻避债台，江南江北费安排。无端学得龙蛇字，惹出人间罪孽来。”这首《债台》诗便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想到这些烦恼都是自己丢字写通告惹来的，林散之感慨万端，前后写下了好几首诗，比如“奇事孤山可奈何，梅妻鹤子骗人多。无端错认林和靖，又窃梅花当老婆”，再比如“主席咏梅卜算词，为传消息报芳时。不知谁透春风信，夺取人间第一枝”。他对字的丢失既感无可奈何，又希望梁上君子能深明大义，将字送回，因而赋诗曰：“失去灵笺无处寻，几回惆怅旧时痕。愿君高义留千古，早把梅花送上门。”这些诗别有情趣，读之令人回味无穷。

后来，林散之把他的失物通告又重新写了一遍，再配上那几首诗，裱成了一件长卷（见上图），诗书俱佳，人见人爱，成为林散之书作中不可多得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