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讲过人生的“三段式”：

少年人血气未定，戒之在色；中年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老年人血气已衰，戒之在得。

简单回溯一下曾国藩61个年轮的人生历程，他对人生有一个非常深的体悟，用他自己的三句话来概括就是：

　　少年经不得顺境，

　　中年经不得闲境，

　　晚年经不得逆境。

曾国藩61岁的人生可以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他从孩童时到28岁这个年龄时段，标志性的基础或成就有两点最为重要。一是曾国藩在28岁这一年即道光十八年（ 1838年 ）考中了进士，并留在翰林院继续深造，从而拿到了传统社会的敲门砖，打破了曾氏家族几百年“寒籍”的历史。故其弟子黎庶昌在为曾国藩写年谱时感叹道：“曾氏自占籍衡阳以来，无以科名显者，星冈公始督课子姓受学，宾礼文士，公遂以是年成进士，入翰林。”湖南人将走出湖南，有更大出息的人称为“出湖”。曾国藩在“出湖”改写个人和曾氏家族历史的同时，也为他改变时代的历史创造了必要条件。二是在这一时段中，曾国藩还练就了一种经世致用的本领，尤以在岳麓书院学习时受到湖南经世思潮的影响最为显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乾嘉考据学极为盛行时期，岳麓书院仍以程朱理学为依归，以经世致用相勉励。乾隆时，岳麓书院的一条学规写道：

立志。心之所之谓之志。志，气之帅也。志在南辕者必不肯北辙，则立志要矣。历观古圣先贤，未有不先立志者。诸生远来肄业，口诵先儒之书，已有年矣，试观此心，其果定志于圣贤之学乎？则宜加精进，益加涵养，以求至于其极。如尚未有定志，则宜急反前日之沉迷，而力端今日之趋向，往可不谏，来犹可追。须知古来圣贤豪杰，人人可为。（ 杨慎初等：《 岳麓书院史略 》，岳麓书社，1986年版 ）

从后来的种种迹象看，尽管曾国藩在这里读书的时间不长，但他恰恰在这里受到湖南理学经世学风的熏陶。曾国藩在翰林院及早期为自己立下的诸多“立志箴”、“课程”等，明显受到书院学规、学箴的影响。也就是说，曾国藩虽然以儒家文化为依归，以捍卫传统的道统，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但他同时是一个博学的人，他没有走入腐儒一途，而养成的经世致用本领，使他能够通权达变，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就是他平生经常讲的人要立得住，还要行得通。

第二个阶段是曾国藩在京城从政为官的十五年。这十五年特别是最初的九年间，是曾国藩步步高升的一段时间。用张爱玲的一句话来说：成名要趁早。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在37岁的时候，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内阁学士为从二品，如兼侍郎衔，就是正二品 ），是一个与地方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平行的正部级官员。所以他信心满满，给当时还健在的祖父写信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他说孙儿是第一人，打破了湖南建省以来一百多年的“升官纪录”。的确，在40岁以前就做了一个部级的领导，九年连升十二级，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这对从山坳里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曾国藩来说，仕途如此顺遂，连他本人都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在京城为官这十五年，不但他的位置爬升得很高，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他是天子的近臣。俗话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在中国这种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里，任何政策在某些人那里，它是一个底线，不可逾越，但是在另外一些人那里，它就可能会跨过去。曾国藩后来成功的时候，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幕僚赵烈文总结说：他的一生，平生精力十之六七都在与世俗文法斗，只有十分之三四是在和太平天国斗。这就是说，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不断地逾越清朝政府给他设定的一道道红线。他为什么能够逾越？主要原因就是朝中有人。

第三个阶段是他从领兵出征，到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第一号功臣。这个过程大体经过了十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这十多年就是打脱牙和血吞的日子，也是他走向人生巅峰的一段路程。

《 易经 》告诉我们，人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是最重要的。曾国藩恰好在他50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这项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清朝赋予他的最大的一个使命。曾国藩完成这项使命，是非常的艰辛。就像唐僧到西天取经一样，经历了太多的磨难。他自己经常讲打脱牙之日多矣，每天都是这个样子。
这是因为他打造了跟清朝体制不相容的东西。八旗兵和绿营兵是清朝赖以安身立命、保家卫国的传统武装力量。但曾国藩打造的是一个体制外的湘军，跟传统的体制有诸多不相容的地方，所以当曾国藩把武昌打下来的时候，咸丰皇帝最初特别高兴，一扫几年来节节败退的阴影：没想到他（ 曾国藩 ）一个书生还能建立这样的奇功，朱笔一挥，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一省之长，封疆大吏。但是，旁边一个大学士——汉人宰相祁寯藻提醒皇帝说：

曾国藩他是个在籍的侍郎，在籍的侍郎跟匹夫等，跟老百姓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他登高一呼，从者数万，恐非国家之福也！

跟老百姓没有本质区别的这样一个人，登高一呼，追随他的人有几万人，言外之意是什么？他今天能够把武昌城打下来，明天把安庆打下来，后天把南京城打下来，他又何尝不能把北京打下来！

咸丰皇帝听到旁边这位大学士的提醒，朱笔吓得都掉到了地下。咸丰帝从此以后牢牢记住了这一点——绝对不能给曾国藩、这个手中有兵的人封疆大吏的权力。所以说，曾国藩在地方带兵长达七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得到封疆大吏的权力。这也是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路途当中，显得步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但是从他的视角来看，他成功了。因为在他54岁的时候，他把太平天国镇压下去了，把金陵城拿下来了，还封了侯爵，做了大学士、宰相，等于说爬到了大清帝国中臣僚所能攀登的最高位阶——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以说，他的事业也处于一个巅峰。

他人生的第四个阶段是最后的八年。这最后的八年，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老年人经不得逆境。他经历了逆境——天津教案。这是曾国藩处理的第一起对外交涉事件。

处理这起交涉的案件使他由原来拯救帝国的一个中兴名臣一下子威信扫地，打到地狱一样，所以他后来在日记当中，给友人的通信里，也一再讲八个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外惭清议”就是指全国的舆论都不容他，骂他是卖国贼。“内疚神明”就是说我自己的良心也觉得过意不去，为什么要我替国家承担这样大的历史罪名呢？他晚年的时候受到很大的打击，处理天津教案前，他给儿子写了遗嘱，最后没有处理完，他就重新回到了两江总督任上。这是他第三次到两江总督去上任。但是到任一年多，他就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