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时期有人赞扬苏格拉底为智者，苏格拉底却纠正说：我不是智者，我是爱智者。我以为苏格拉底并不是自谦，他也是要告诉人们，爱智比智者重要。这爱智和爱学习，才是根本，是源头，是活水。有这源头活水，才有学识的枝繁叶茂，才可能有事业的发达和人生的自我完善。

 

中国文化从孔子到朱熹，有过重要的传承。宋人熊禾撰《考亭书院记》说：“周东迁而夫子出，宋南渡而文公生。”开篇就道出了朱熹与孔子的关系。朱熹一生注释撰写的著作多达几十部，其中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编在一起并加注释。为什么要“注释”？凝聚着孔孟智识的古文字，到朱熹的时代已过去了一千多年，宋人要读懂春秋文字有困难了，更何况要理解孔孟思想殊不容易。朱熹不仅为“四书集注”，还需要倡学，才可能进行有效的传播。朱熹后半生学问最成熟的时期，定居福建建阳创办考亭书院并倡学。在这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倡学，影响是非常大的。受朱熹影响最大的是建阳人蔡元定，竟使蔡氏一门四代出了九位贤儒，史称“四世九儒，五经三注”，后句讲的是蔡氏子孙在五经中注释了三部经典。四书五经共九部经典，其中有七部是在建阳注释并在此刻印成书，成为直到近代中国每个读书人必读的教科书。请想一想，这地方当时有怎样的文化氛围？

 

朱熹倡学，建阳曾“书院林立，讲帷相望”，来此读书的非止建阳子弟，而是“四方学子负笈来学”。朱熹及其弟子注释的古代文献就成为教本，这促进了建阳境内麻沙、书坊两镇雕版刻书业的繁荣。其中书坊一镇，雕坊比屋连檐，人口会集约三万，私家出版业前店后厂，蔚为壮观。中国印刷术起于唐盛于宋，宋代是把前此千秋竹简上的中华文化刻印到书本的重要时期。建阳成为宋代三大出版中心之一，四方书商贩者“往来如织”，建阳因之享有天下“图书之府”的盛名，这对于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影响，算得清吗！

 

今天常听人说，喜读文学、文史作品，或者也动笔写写散文诗歌，是一种“业余爱好”。朱熹也写小诗，那也是他的业余爱好吗？他的《活水亭观书有感》诗，活生生讲的就是读书学习乃人生素质之“源头活水”。对一个领导者、执政者而言，“文化熏陶”造化文化素质，更不应是其“业余爱好”，而是从政参政最重要的基础素质。

 

　中国“政”字，从“正”从“文”，讲的就是要用尽可能渊博的正大光明的文化来治理社会。当今学者们强调的“法治”，也是需要高尚的人文基础的。否则，再好的法律也会被用来徇私枉法。一个从政者缺文化素养，不只是个人的缺欠，更大的损失是辖下的百姓要付出沉重代价。我由此以为，政治是涉及最广大人群利益的大学问，一切社会都需要这样的学问，不能因为具体的从政者缺文化而蔑视政治。

 

我们今天读一些文件，甚至读知识界的论文，都可能感叹于文中套话废话不少，以致正确的声音也不幸为之拖累。或觉得读之硬邦邦的，缺乏情感。教导有余，打动人、感染人和启发人的力量均不足。不少人以为“公文”或“政论”只能是这样的。其实，读一读西汉贾谊的《过秦论》《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或司马相如的《上书谏猎》，就会看到——这都是政府高官写的论国家大事的文书——或写得文词绮丽、格局阔大、气势磅礴，或辞锋凌厉、慷慨激昂、气势逼人，或质朴简练、深刻严谨、情辞恳切。虽论政事，都以文采照人而著称。以声声情真意切、语语睿智深刻而打动君王，感动万民。再如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从题目看够沉重的，却是文采灿然而传千古的散文名篇。文采，在我看来，并非文辞华丽才叫文采，文采是因内蓄着博大的人文情怀才壮丽而温暖人心。

 

其实，文化之于每个人都是极重要的。今年是共和国建国60周年，回首共和国初建，扫盲班，夫妻上夜校，曾那么有效地造化了我们父母那一辈人腾跃般的人生。直到今天还能看到，退休的一代人可能仍是当今读书、习书学画比率甚高的一大群体。不少中年人甚至青年不读书则相当普遍，以为读书只是孩子的事。若见别人爱好阅读、喜听音乐，或爱好文学、绘画、摄影之类，便说那是“业余爱好”，我不爱好又有什么关系。何谓“专业”？官员读文件就是“专业”，读其他书便是“业余爱好”？

 

文化，实在是沐浴人生的阳光雨露。植物缺了阳光会枯萎，人生缺少文化照耀也会枯萎。君不见身边不少人在中年时已是枯萎状态吗？他们可能不是缺少钱财，而是缺少文化，那是一种内在的枯萎。一个女子的文化气质，是比耳环项链美容霜更动人更可靠的东西。当文化化为人生气质，即使到了白发皤然的年华，也会有如白云在蓝天飘逸，高雅澄静与人美质令人敬慕。如果领导者像苏格拉底所在意的“爱智者”那样热爱读书学习，像朱熹那样倡学注重源头活水，则辖下的民众都会因此而分享到智慧的人文的阳光。如果世人能普遍重视文化阳光对自己的滋养，社会就会更好看一些，人间也会有更为可靠的安全、人生尊严和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