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一个穷秀才的身份，仅仅因为写得一手好字，经人推荐之后，很快就成为康熙的心腹秘书——这是第一奇。

  康熙每次外出，都不忘带上高士奇，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无话不谈，名为君臣，实同师友——这是第二奇。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服务人员，公开半公开套取他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然后招摇撞骗，转手倒卖，康熙却任其胡作非为——这是第三奇。

  高士奇即使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这是第四奇。

  遭弹劾解职归里后，康熙对高士奇仍然恩礼有加，充满了真挚的关爱和呵护——这是第五奇。

  高士奇退休之前，康熙不仅给他官升一级，而且在他退休几年之后，还给他提升实职，真是史所罕见——这是第六奇。

  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康熙一不聋二不瞎，却始终不闻不问——这是第七奇。

  历史上对高士奇的评价，不仅褒贬不一，而且褒则上天，贬则入地——这又是奇中之奇了。

一

  高士奇，字澹人，号江村，祖居浙江余姚，以钱塘籍补杭州府学生员（秀才）。康熙十年（1671）入国子监，试后留翰林院办事，供奉内廷，为康熙所宠幸。

 高士奇能与康熙搭上关系，《簷曝杂记》卷二、《啸亭杂录》卷八和《清史稿·高士奇传》都说是大学士明珠推荐的。这些书籍记载说：年轻时的高士奇也像如今的打工仔一样，自己挑了一担铺盖，来京城里找机会。他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明珠府上一个门卫家里教书。有一次，明珠要写几封要紧的信，并急于发出，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写手。高士奇的东家也就是那个门卫知道后，就把高士奇推荐上去。正是急于用人之时，明珠来不及多问就答应了。明珠只简单交代几句，高士奇就一挥而就。明珠十分满意，就把高士奇留在自己府里工作，担任掌书记，也就是秘书。后来，明珠再把高士奇推荐到康熙那里。从此，高士奇一路顺风顺水，仕途青云。

 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对高士奇的发迹史却另有说法。说是有一个叫祖泽深的官员，为人虽然狡恶横暴，却很会看相。有一天他路过报国寺，看到流落京师的高士奇正在寺门前摆摊卖字，就驻足观看起来。他先是看高士奇的字，后来就专注看高士奇这个人了，因为他发现高士奇的相貌很不一般。端详良久之后，祖泽深忍不住对他说：“看你的相貌，应该大富大贵啊，怎么坐在这里卖字糊口呢？”高士奇听了，不禁伤心哭起来：“谢谢您的吉言。我穷困潦倒如此，每天担心会不会饿死，哪敢做大富大贵之梦呢？”祖泽深说：“你可不能这么小看自己。从相法上看，你可以做到宰相。即使没有宰相之位，也有宰相之权。”说完，就把高士奇领回家里好吃好喝养起来。不久祖泽深要去外地当官，大学士索额图有个亲信家奴正想找个能写会算的人料理文字，祖泽深就把高士奇推荐给了他。读书人一般比较清高，很少愿意做奴仆的奴仆，但寄人篱下的高士奇哪里清高得起来？他心想宰相家人七品官，况且索额图是椒房贵戚，声势煊赫，能到他的亲信家奴那里混口饭吃，从此时来运转，攀上高枝，也未可知，因而欣然允诺。

 也合该高士奇的时运到了。那家奴不久受贿事发，紧张得到处找人商量对策。大家都劝他一定要挺住，打死也不要承认。高士奇却对他说：“主人一直把你当心腹，做人应该凭良心、讲忠诚，怎么好意思欺骗他？你只要痛哭流涕，说自己一时鬼迷心窍，辜负了主子的栽培，肯定能得到他的宽恕。你如果不承认，恐怕就要死于严刑拷打之下；如果熬不过严刑而承认，最后还是要活埋。”那家奴听着有道理，就照办了，也果然得到了索额图的宽恕。过了几天，索额图越想此事越觉得蹊跷：人性最根深蒂固的缺点是死不认错，可这小子如此爽快就承认了，其中必有原由。一问，果然是高士奇给他出的主意。索额图就把高士奇叫去，见面谈话后，发现高士奇既善解人意，又写得一手好字，就把他留下来当幕僚。再过一段时间，康熙想找个书生当顾问，索额图想推荐高士奇而犹豫不决，正好祖泽深来见他，便对索额图说：“我看这个人的面相，日后估计会位极人臣呢。”那家奴也赶忙附和说：“这高某人挺诚实，必定不会辜负主子的大恩大德，就上次他教我主动认罪来看，也知道是个好人。”就这样，索额图把高士奇推荐到了康熙身边。不到一年，高士奇就已经权倾天下。

 从这些记载看来，高士奇出身低微，也没有考取功名，他得以进入仕途，受知于康熙，完全是因缘际会，靠人推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推荐人是明珠还是索额图，这一点并不重要。但从《读书堂西征随笔》成书于雍正二年（1724），大大早于《簷曝杂记》等书来看，它的记载似乎更可信一些，因为它毕竟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这种口耳相传的记录，自然要比后人依靠间接资料写出的文字更值得相信。当然，迫于形势压力或其他因素作用而有意作伪的文字，应该另当别论。另外，从明珠和索额图后来对待高士奇的不同态度来看，高士奇是索额图推荐上去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一些。

二

 说高士奇到康熙身边工作不到一年，就已经权倾天下，这个话可能有些夸张，但说他很快就成为康熙面前的大红人，倒真的一点不假。
  这就不能不提到南书房这个机构。

  南书房最初是康熙本人的书房。康熙十六年（1677）10月，康熙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朕随时读书写字，身边却没有博学善书之人，有疑问无法讨论。可在现有翰林中选择一二个学问好的人，常侍左右，考究文义。为方便他们工作，就在大内给他们安排住处。另外如高士奇写得一手好字的人，也选一二个进来。不久，康熙即令张英、高士奇到南书房工作。

 从康熙上述讲话可以得知，高士奇受到康熙赏识并亲自点名要他进入南书房，是因为他的字写得漂亮。从表面看，康熙增设南书房官员，主要是为他讲解经史，诗赋唱和，抄写文书典籍等，属于皇帝文学侍从性质，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非特供奉书画、赓和诗句而已，地既亲切，权势日益崇。”也就是说，南书房官员还有一项很重要职责，就是秉承皇帝旨意起草诏令，撰述谕旨，实际上是将内阁的部分权力移植到南书房。

 康熙与南书房官员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他们除工作上的紧密联系外，康熙还常常“与诸文士赏花钓鱼，剖析经义，无异同堂师友”（《啸亭续录》卷一）。有一年五台山向宫中进贡了一种名叫“天花”的菌类植物，康熙认为“鲜馨罕有，可称佳味”，于是特意派人送到南书房，让他们也知道“名山风土也”（《池北偶谈》卷二）。至于赏赐南书房官员御用瓜果茶酒和其他物品，更是寻常之事。

 高士奇曾先后两次进入南书房工作，一是康熙十六年到二十七年，二是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前后加起来，时间长达十四五年之久。这段时间既是高士奇最辛苦的日子，也是他觉得最充实、最荣耀的时光。据各种文献资料记载，高士奇在南书房工作期间，正常情况下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一旦任务在身，或康熙要留他商量事项或讨论问题，深更半夜到家也是常事。有时下班实在太晚，路上早已戒严，康熙就吩咐警卫人员护送他回家。这时期，康熙外巡时，也总要把高士奇带在身边，他与高士奇似乎须臾不可或离。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两人的关系，是多么特殊和亲密无间；在外人眼里，高士奇是何等风光，也就不言自明了。

三

 康熙离不开高士奇，如果仅仅理解为高士奇的工作有多么重要，别人无法替代，那是难以让人信服的。其中肯定还有其他原由。

 我们不妨先看看高士奇数次随驾南巡时留下的几件趣闻逸事。

  有一年，康熙南巡来到杭州灵隐寺，寺院住持见皇帝兴致不错，便率领僧众跪在康熙面前，恳请他给灵隐寺题写一块匾额。康熙向来喜欢舞文弄墨，对僧众的这种“强烈要求”，自然不会拒绝。可他那天真是太兴奋了，手一挥，就将繁体“靈”字上部的“雨”字写得过大，中间并排的三个“口”和下部的“巫”，简直无从下笔。高士奇见状，马上明白康熙遇到了难处，于是赶忙在手掌上写好“雲林”二字，然后假装上去磨墨，悄然摊开手掌，故意露给康熙看。得此巧妙提醒，康熙也就将错就错，写下了“雲林”二字。灵隐寺另有“雲林寺”这一别名，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杭州老百姓虽然并不买账，私下里仍旧称这个寺庙为“灵隐寺”，但康熙题写的这块匾额，如今仍然挂在灵隐寺的大门上方。

 金山位于镇江市附近的长江岸边，山势巍峨，水天一色，有“江南诸胜之最”的美誉。有一次，康熙来金山寺游览，登高远眺，大江东去，水天相接，很是高兴。寺僧们早知道皇上有舞文弄墨、到处题词留言的嗜好，于是也像灵隐寺的同行那样，恳切盼望皇上能够留下一块墨宝。这次题词因为是议程之外的请求，随从人员事先未与地方沟通好，所以康熙思索许久，也决定不了写什么为好。见康熙受窘犯难了，高士奇马上递了一张纸条上去，康熙展开一看，原来是“江天一色”四字。一语提醒梦中人，康熙当即挥毫，将此四字题写在宣纸上。据说，康熙得到高士奇及时提醒后，极为高兴，因此书写“江天一色”四字时，精神特别焕发，结果与其他各处题词比起来，这四个字写得“尤为精神饱满”（《啸亭杂录》卷八说康熙的题词是“江天一览”四字）。

 还有一次，康熙登临泰山，与大学士明珠和高士奇一起站在一座偏殿的中央，康熙一时来了兴致，就笑着问身边这两个亲信大臣：“今儿咱们像什么？”明珠回答说：“三官菩萨。”高士奇马上跪在康熙面前，高声回奏说：“高明配天！”明珠听了，既惊且惭，额头上汗都吓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经高士奇点破后，明珠很快想起来了：“高明配天”一语出自四书之一的《中庸》，上下两句分别是“博厚配地”和“悠久无疆”，组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博大而深厚，可以与承载万物的大地相匹配；高大而光明，可以与覆盖万物的天空相匹配；悠长而久远，可以与生成万物的天地一样无边无际。”恰好高士奇和明珠的名字分别有“高”和“明”两字，皇帝又俗称“天子”，高士奇这么一比，自然一语双关，含义深远。明珠既无知无识又没有自知之明，不仅与皇帝相提并论，而且自称菩萨，他听了高士奇如此巧妙的回答，自然会自愧不如并心惊肉跳了。

四

 高士奇虽不能说是一流书法家，但他的字写得漂亮，康熙很喜欢他抄写的文书典籍，这是肯定无疑的。在印刷术尚不发达的清初，朝廷和官府下发文件，不像现在那样可以印刷和复印，而是靠人工抄写若干份发下去。高士奇入宫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做的主要是抄抄写写工作。他的字既写得好，工作又异常勤奋，皇帝自然会十分喜欢他了。另外高士奇还画得一手好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笔墨隽雅”，堪称精品。

 康熙曾对侍从说：“朕初读书，内监授以四子本经，作时文；得士奇，始知学问门径。初见士奇得古人诗文，一览即知其时代，心以为异，未几，朕亦能之。士奇无战阵功，而朕待之厚，以其裨朕学问者大也”（《清史稿·高士奇传》）。年长康熙十岁的高士奇，无疑成了康熙跨进学海的引路人。

 另外，高士奇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精考证，勤著述。他的著作，收录在《四库全书》的就有《左传纪事本末》、《春秋地名考略》、《三体唐诗补注》等八部；收录在《四库存目》的就有《天禄识余》、《塞北小钞》等五部。其他还有《读书笔记》、《苑西集》、《经进文稿》等十数种著作。

  高士奇的这些著作，大致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诗文集，二是为康熙活动的记述，三是学术著作，可谓品种丰富，琳琅满目。其中学术著作又分为两类，一为治春秋左传之作，二为治唐诗之作。《四库提要》对高士奇的学术著作评价较高。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曾出过《左传纪事本末》点校本，可见它的学术价值得到了当代史家的认可。

 高士奇还是一流的书画鉴赏家和收藏家。清初的收藏大家，有“三家村”之说。所谓三家村，就是字号中都有一个“村”字的三位收藏家，梁清标字棠村，安岐号麓村，高士奇号江村。梁棠村和安麓村以藏品宏富精绝著称，高江村尤以鉴赏水平高超而闻名，凡经其法眼鉴赏过的作品，声价顿增十倍。这样的本领，无不令人称奇。

 高士奇的学问虽然说不上有多么高深，但确实比较广博；虽然不能称之为大家，但确实够得上杂家的称号。康熙是一个兴趣极为广泛，求知欲特别旺盛的人，他数十年如一日，坚持读书，且学习内容包罗万象，十分广泛，天文、地理、经学、诗文、历史、数学以及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他什么都想学，每样也的确都下过一定功夫，最后虽然“贪多嚼不烂”，往往浅尝辄止，但学习过程中如果没有谈得来的对象，就会感到寂寞甚至索然寡味。

 高士奇不仅上班时间不离康熙半步，而且对康熙下班之后做了什么事，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他也要努力想办法弄清楚。他对康熙八小时之外读了什么书尤其感兴趣。为此每天从家里出门时，高士奇都要装满一口袋金豆子，一到单位上，就找到康熙的贴身小太监，详细询问康熙的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太监每提供一条有价值的信息，高士奇就送上金豆一颗，多讲多送，随讲随送，往往一口袋金豆，到晚上下班时，就一颗不剩了。

 由于高士奇对康熙的喜怒好恶无不了解，对康熙的一言一行无不知晓，包括对康熙所读之书事先都作了认真预习，所以不管康熙问他什么，哪怕是一些比较冷僻书的内容，高士奇都能对答如流，深合朕意，康熙于是既佩服高秘书的学问“博大精深”，也感到他们之间能够谈得来的话题实在太多了。所以《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说：“以廷臣中博雅可与道古，莫士奇若也。”

 据我所知，在中国这块土壤上，至少还有一个著名人物做秘书时，也像高士奇一样，特别用心搜集最高领导人的读书信息，然后精心预备，那就是北宋的卢多逊。

 据《续资治通鉴》卷五记载，卢多逊做知制诰（秘书）时，看到宋太祖求知欲旺盛，经常派人到史馆取书，身兼史馆负责人的卢多逊便叮嘱手下工作人员：太祖皇帝到史馆取了什么书，一定要及时汇报，不得有误。信息报上来之后，卢多逊马上连夜通读这些书，于是每当宋太祖问到书中内容，他都能对答如流。宋太祖越来越喜欢他，先让他做“参知政事”（副宰相），再让他做同平章事（宰相）。

 卢多逊虽然投机成功并权倾一时，但后来却裁了大跟头，高士奇则不然，他不仅生享殊荣，而且死赐祭葬并福及子孙。从这一点看来，高士奇要比他幸运多了。

五

 高士奇用金钱收买康熙身边的太监，套取康熙生活起居和工作信息。而他获取这些信息之后，除了为自己所用之外，更多的是拿来炫耀自己消息灵通和“门路独真”，有时还公开转手倒卖，这就更不是谨慎的人所能做出的事了。关于这一点，许多笔记野史都有详细记载和描述，如《簷曝杂记》卷二是这样写的；

 “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明公亦在焉。江村直入门，若为弗知也者。客皆使傔从侦探：盥面矣，晚饭矣。少顷，则传呼延明相国入，必语良久始出。其余大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则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见，请俟异日也。’诸肩舆始散。明日伺于巷者复然。以是声势赫奕，忌者亦益多。”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是：高士奇每天下班的时候，朝廷各个部门的大臣们都挤在他家门口的马路上等候他回来，大学士明珠有时也在其中。好不容易看到高士奇的身影出现，他却装着没有看到大家，目空一切地进了家门。这些人跟高士奇搭不上话，只好派仆人进高府打探消息，连高士奇什么时候洗脸，什么时候吃晚饭，都一一报出来。对于旧日“恩人”和当朝“宰相”明珠，高士奇还算给了面子，因为再过一会儿，就传话让明珠进去，两人交谈许久，明珠才出来。对于其余的“部长”和“副部长”们，高士奇可没有这么多时间接见，往往只选择其中的一至二人叫进去见见，就让家奴出来通知说：“时间已晚，不再会客，改天再说吧！”这些人只好骑马乘轿而散。第二天，这种情况又重复出现，几乎天天如此。

 朝中大臣不厌其烦地腆着脸来拜见高士奇，当然不单纯是套近乎，也不是一般的拉关系，而是向高士奇探听只有他才知道的内幕信息，或通过高士奇之手向皇上传递什么东西。在专制时代，祸福之间，往往决定于消息的灵通与否，在这方面高士奇确实独擅胜场，所以他常常用“门路独真”的话作招摇——这话不假，走别人的门路，能不能达到御前，大成疑问，只有高士奇，随时可以找到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当然他是用旁敲侧击、迂回婉转的方式，使康熙在不知不觉中听了他的话，受了他的影响。就这样，高士奇的住所成了政府第二情报站或政府第二办公厅。来人自然不会空着手，荷包里总要带几张银票，仅仅这一点，就成了高士奇滚滚不尽的财源。

 高士奇如此招摇，自然会遭人嫉妒，更会激怒正直之士，有人于是向康熙反映说：“高士奇这个穷光蛋，自己挑着铺盖来京城找事做，如今只要问问他有多少家产，就知道他收受了多少贿赂。”康熙果然如此问了高士奇一次。你道高士奇怎么回答？他一点不在乎，想也不想就实打实承认：“督抚诸臣，以臣蒙主眷，多有馈遗。其实圣明威福不旁落，臣何能参预一字。在彼诚无益，在臣则寸丝粒粟，皆恩遇中来也。”（《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当时社会上虽然流行“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淡（澹）人（高士奇）”这种说法，但康熙听了高士奇的花言巧语后，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就只是笑了笑，不再追究了。后来，康熙可能又听到了一些不利于高士奇的言论，于是一方面提醒高士奇多“防备”，另一方面故意向身边人放话说：“诸臣为秀才，皆徒步布素，一朝得位，便高轩驷马，八驺拥护，皆何所来赀？可细究乎！”康熙这一套“法不责众”的歪理论，显然是在放烟幕弹，以便混淆视听，达到遮盖高士奇违法犯罪事实的目的。所以，他不追究高士奇的不法行为，是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奇怪的。

六

 俗话说：“夜路走多了，难免遇见鬼。”对高士奇而言，也是如此。

 就在高士奇的权势发展到最为显赫之时，康熙二十八年冬天，左都御史郭琇终于向他亮出了正义之剑，上疏将他弹劾回家。

 郭琇原本就是康熙朝著名的清官和直臣，他弹劾明珠下台之后，更是直声震天下，并获得了“铁面御史”（《履园丛话·旧闻》）的美誉。郭琇因此受到康熙的格外器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就连续四次提升他的职务，先由佥都御史升任太常寺卿，继而升内阁学士，再升吏部侍郎，充经筵讲官，最后升任左都御史，仿佛不如此就不能奖赏他的功劳。佥都御史只是都察院的一个中层干部，左都御史则是都察院的最高领导，官居从一品。一般人需要上十年时间才能走完的程序，郭琇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可见他当时的风头是多么强劲。郭琇正是挟着这股余威，向高士奇叫板的。

 当然，要扳倒高士奇这种极其特殊的人物，仅有勇气和能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有事实。郭琇手上恰恰掌握了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洪绪等人结成死党，内外呼应，招摇撞骗，大肆收受贿赂的大量犯罪事实。他于是精心准备了一篇弹劾文书，从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高士奇的杀头之罪。这篇雄文被许多文献资料所引用，《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的高士奇本传虽然都只有一千来字，却用了一半左右的篇幅来抄录这篇奏疏，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士奇出身微贱，其始徒步来京，觅馆为生。皇上因其字学颇工，不拘资格，擢补翰林。令入南书房供奉，不过使之考订文章，原未假之与闻政事。而士奇日思结纳，谄附大臣，揽事招权，以图分肥。内外大小臣工，无不知有士奇者。声名赫奕，乃至如此。是其罪之可诛者一也。

 久之羽翼既多，遂自立门户，结王鸿绪为死党，给事中何楷为义兄弟，翰林陈元龙为叔侄，鸿绪兄顼龄为子女姻亲，俱寄以心腹，在外招揽。凡督、抚、藩、臬、道、府、厅、县及在内大小卿员，皆鸿绪、楷等为之居停，哄骗馈至，成千累万。即不属党护者，亦有常例，名之曰“平安钱”。而人之肯为贿赂者，盖士奇供奉日久，势焰日张，人皆谓之门路真。而士奇遂自忘乎其为撞，遂亦居之而不疑，曰：“我之门路真。”是士奇等之奸贪坏法，全无顾忌，其罪之可诛者二也。

 光棍俞子易，在京肆横有年，事发潜遁。有虎坊桥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金，馈送士奇。此外顺成门外斜街并各处房屋，令心腹出名置买，寄顿贿银至四十余万。又于本乡平湖县置田产千顷，大兴土木，杭州西溪广置园宅。以觅馆糊口之穷儒，忽为数百万之富翁。试问金从何来？无非取给于各官。官从何来？非侵国帑，即剥民膏。是士奇等真国之蠹而民之贼也，其罪之可诛者三也。

 皇上洞悉其罪，因各馆编纂未竣，令解任修书，矜全之恩至矣！士奇不思改过自新，仍怙恶不悛，当圣驾南巡，上谕严戒馈送，以军法治罪。惟士奇与鸿绪愍不畏死，鸿绪在淮、扬等处，招揽各官馈送万金，潜遗士奇。淮、扬如此，他处可知。是士奇等欺君灭法，背公行私，其罪之可诛者四也。（详见《清史稿·高士奇传》和《啸亭杂录》卷三）

 郭琇所写的，不仅条条都有真凭实据，而且他揭发的主要问题，如高士奇的欺君灭法，背公行私，谄附大臣，揽事招权，都是古代皇帝对大臣最为猜忌的，康熙又岂能两样？郭琇抓住这几个要害问题进行检举揭发，可以说完全摸准了皇帝的普遍心理，打中了高士奇的要害，确实是一道很有威力和十分具有杀伤力的弹劾文书。这道疏文一上，既容不得高士奇一伙半点狡辩，也堵死了康熙继续保他的所有门路，无奈之下，康熙只能令高士奇“休致回籍”。

七

 最后我想用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二笔》卷十一中说的一段话，来结束这篇已经不短的文章：

 文恪以单门白士，徒步游长安街，遭辰遌时，平陟通显，仁皇帝（康熙）数十年之矜全培护，断非他人梦寐所敢几，奈词章而外，他事无闻。其结欢内侍，纳赂疆臣，无非为身家富贵之计，依恃宽大，巧言自文，不以墨败，幸也。视世之五谏（五种进谏方式）从讽，片语回天者，辟（屏除、驱除之意）诸草木，区以别矣。
  的确，高士奇除了做事认真勤奋，写得一手好字，还有很会讨好康熙之外，工作上再没有其他积极作为，然而偏偏就是这么一个只为“身家富贵”着想的穷秀才，数十年来不仅得到康熙高度信任和重用，而且即使他违了法，犯了罪，康熙也是着意成全和保护。相比之下，那些忠直之士，敢言之人，以为一言能够兴邦，片语可以回天，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通过各种方式提建议、进忠言，结果却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往往如杂草朽木一样被屏除掉，这究竟是何道理呢？何况康熙还是历史上大有作为的明君，要是碰到好歹不分、忠奸难辨的昏君，世道人心又会坏到何种程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