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兴亡故事之二       

                          ——  阿拉伯帝国的兴衰 
 

公元732年左右的阿拉伯人统治地区，白色区域。
 

7世纪之后，随着伊斯兰教的创立，强盛的阿拉伯帝国骤然崛起，充满活力的阿拉伯民族基本形成，辉煌灿烂的阿拉伯文明开始诞生。这一切不仅使在古典时代一直沉寂着的世界第一大半岛——阿拉伯半岛一跃成为人类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使曾孕育过两河流域、恒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等诸多古典文明的西亚、南亚和北非地区的面貌焕然一新，更使人类中古文明的发展呈现出互种新的格局，并对人类近现代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真主的最后启示”——伊斯兰教的创立

　　沙漠之子——贝杜因人

　　阿拉伯半岛东濒波斯湾、西临红海、南为阿拉伯海，面积约为32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内地大部分为燥热的沙漠，间或夹杂着可供游牧或农耕的小块绿洲。西南也门地区，雨水相对充沛，存在着相对发达的农业文明。公元前数世纪，此地就曾先后出现了赛白人和希米亚人国家。濒临红海的西部希贾兹（汉志）地区，错落散布着水草丰盛的绿洲，宜于放牧，以游牧为生的贝杜因人大多聚居于此。长期以来，希贾兹地区就是亚欧非三大洲商业贸易的重要商路之一，沿路形成了一些城市，其中麦加城，因有1眼清澈的渗渗泉水，便于过往商旅饮用而成为商贸重镇。此外，该城尚有被人们视为天降圣物的黑色陨石和克而白古寺，因而成为半岛的宗教祭祀中心。位于麦加以北的雅特里布也是1座商贸之城。因地处绿洲，盛产椰枣、谷物和蔬菜。

　　公元最初几个世纪，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尚处在文明世界的边缘。贝杜因人逐水草而居，以游牧为生，但因自然环境恶劣，经济基础相当脆弱，骆驼和椰枣是贝杜因人经济生活中的两大支柱。干旱的沙漠气候和人口增长的压力，迫使部分贝杜因人向外迁徙，但多数部落为争夺水源、牲畜和牧场陷入相互攻伐和仇杀之中，使贝杜因人养成了劫掠好战的尚武性格。此外，沙漠生活的不稳定性、冒险性和各部落的分散孤立性，使多神自然崇拜在贝杜因人中十分流行。
 

　多重的社会危机

　　4、5世纪以后，阿拉伯半岛的内外局势出现剧烈震荡，整个社会陷于前所未有的全面危机之中。

　　首先是生存危机。北方的拜占廷和波斯两大帝国为争夺西亚霸权，展开旷日持久的战争。525年，拜占廷盟邦埃塞俄比亚人攻占半岛南部也门地区，灭阿拉伯的希米亚王国。后来，波斯军队又驱逐埃塞俄比亚人，占领也门。这两次入侵使南阿拉伯的农业文明遭到彻底毁灭，定居该地的人口大量北迁，重新返回游牧或半游牧状态。此后，愈演愈烈的诸国争霸战争，使传统的国际商路由阿拉伯半岛西部转移到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居住在希贾兹地区、以经商为主要收入的贝杜因人因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财路，麦加商人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广大民众失去谋生手段，陷入了破产的困境。

　　其次是社会危机。生存环境的恶化，给已处于文明世界门槛上的阿拉伯社会以猛烈冲击，随着贫富差距增大，社会的内部矛盾日渐凸现。麦加商人贵族在商路被阻断的情况下，将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高利贷，盘剥贫苦民众。许多贫民因不甘沦为债务奴隶或各种形式的依附者而时起抗争。社会内部的冲突与对抗，使麦加贵族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维持社会秩序、扩张土地和发展贸易，就必须建立1个统一的、强有力的统治机构。广大民众也深切渴望有1个公平合理的权力机构，以实现社会安定、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

　　再次为信仰危机。生存的艰辛与社会的动乱，使阿拉伯人的内心产生种种困惑，为何世代尊奉的各种自然神灵在如此深重苦难之际不伸出救援之手？那些征服者又是凭藉着哪方神灵的佑助才变得如此骄横？在对多神崇拜日益失去信心后，贝杜因人逐渐把自身凄苦的现状与上天冥冥之中的神灵关联在一起。传统的自然多神崇拜信仰体系开始松动瓦解，而周边地区犹太教、基督教等一神教的信仰观念传入阿拉伯半岛，也给了贝杜因人以朦陇的启示。
 

伟大的先知

　　当生存、社会和信仰等重重危机，痛苦地困扰着贝杜因人的同时，也在铺垫着社会变革的历史舞台。穆罕默德顺应时代与社会的需求，毅然登上历史舞台，肩负起变革历史命运的重任。

　　穆罕默德（约570—632年）出生于麦加城古莱西部落哈希姆族的1个没落商人贵族家庭。他生前丧父，幼年丧母，由年迈的祖父抚养成人。早年他为人放牧，稍长随叔、伯前往他乡经商，曾到过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约25岁时，受雇于富孀赫蒂彻，为其经商。同年与其结婚，经济状况遂得以改观，生活相当安稳富足。孤苦贫困的经历使穆罕默德从小意志坚强，复杂的经商阅历又使他拓展了视野，与赫蒂彻的婚姻更使其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一切为穆罕默德发挥聪明才智，施展远大抱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生活在麦加下层社会之中的穆罕默德，对阿拉伯社会状况有着深刻的体验和了解，能够体察到身处乱世之中的大多数阿拉伯同胞心中不断翻滚的潮流。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他了解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并受初创的“哈尼夫”一神教思潮的影响，因而对宗教与阿拉伯社会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虽目不识丁，但却勤于观察，敏于思索，以求解决困扰世人的难题。他经常躲在麦加郊外的希拉山洞中潜修冥思，渐渐体悟到，要把阿拉伯人从异族欺凌和社会的重重危机中拯救出来，必须首先拯救他们的灵魂。在汲取犹太教、基督教教义和沿袭贝杜因人原始信仰的基础上，穆罕默德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体系——伊斯兰教。其核心观念是以麦加古莱西部落的主神安拉（真主）为宇宙天地间的唯一真神和造物主；信奉安拉的人死后得以复活，升入天堂，否则堕入地狱；而穆罕默德本人就是安拉选定的使者，他向众人宣播真主的最后启示：独奉真神安拉，摈弃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伊斯兰”l词，原意为顺从，即顺从安拉的意志；凡信仰伊斯兰教者被称为“穆斯林”，意为独尊安拉，服从先知的人。

　　610年，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传教。最初是秘密的，其接受者仅局限于他的近亲密友及下层平民和奴隶。后传教逐渐公开，信徒日众，一些商业贵族家族成员也加入进来，并引起以倭马亚家族为核心的麦加统治集团的关注。独尊一神的伊斯兰教的扩展，必将导致传统多神崇拜的废弛，麦加城多神崇拜的中心地位也将丧失，进而危及倭马亚家族因管理克而白神庙而获得的经济、社会利益。骄横的倭马亚家族等贵族豪门开始对穆罕默德进行人身攻击，对其教义进行抵制，继而发展到暴力迫害。622年，穆罕默德在生命受到威胁、家族放弃对他的保护之后，被迫出走，迁往雅特里布城，伊斯兰教史上称其为“徙志”。这是穆罕默德一生中的重大转折。雅特里布因穆罕默德的到来而改名为“麦地那——纳比”，意为“先知之城”，简称“麦地那”。
 

创建宗教国家政权

　　到麦地那后，穆罕默德成功地调解了该城原有部落间的争端，甚得民心。此后，他将自己的主张付诸社会实践。他以穆斯林的麦加“迁士”和麦地那“辅士”为基本力量，组建起穆斯林公社“乌马”，并制定宪章，凡47条，作为处理内部和外部事物的准则。其主要内容为：在公社内不分氏族部落，穆斯林皆以兄弟相待，互相帮助；公社内部严禁仇杀，若有争议须由真主或先知予以调解、裁决；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私人财产权，对非法侵害他人财产者，予以严惩；公社成员若因信奉真主而受到他人伤害或侵扰，公社有为其复仇的神圣义务等。“乌马”公社这一组织体制不仅是穆斯林的宗教社团，也是一种军事和行政组织，实际上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政权雏型。在公社中，穆罕默德一身而三任，既是宗教领袖，又为行政首脑和军事统帅。这种宗教色彩浓厚的组织形式极其适合生活在沙漠之中的贝杜因人的需要。

　　为了巩固新生的麦地那政权，穆罕默德指挥乌马公社，以军事战争的方式，筹集财富和武器。624年，他成功地组织了伯德尔战役，以少胜多，袭击了麦加倭马亚家族的1支武装商队。这不仅给倭马亚家族以沉重打击，而且也被穆斯林们视为是安拉神佑的结果，大大提高了穆罕默德的威望，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影响。此后数年间，穆罕默德先后与麦加军队两度交锋。特别是627年，他以掘壕坚守之策，挫败麦加万人大军对麦地那城的围攻，解除了新兴政权面临的军事威胁。此后，麦地那军队愈战愈强，屡战屡胜，迅速兼并周围部落。与此同时，穆罕默德还遣使四出，游说半岛各个部落，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使麦地那国家成为当时阿拉伯半岛上最强大的政治、宗教和军事力量。

　　630年初，权势日臻巩固的穆罕默德率万人大军兵临麦加城下，迫使倭马亚贵族归顺投降。入城之后，他不计前嫌，对城中居民施以宽大政策，不扰民生。他严令捣毁城中各种崇拜偶像，显示出独尊安拉一神信仰的坚定性。但同时他又将天降陨石和克而白神庙作为伊斯兰教独奉的圣物和朝觐圣地保护下来，显示出调解传统宗教与新生伊斯兰教关系的高超政治艺术，从而使伊斯兰教取得了对半岛居民的神圣统治地位。大势所趋，半岛远近的各个部落纷纷遣派使者往麦地那表示归顺，这意味着在伊斯兰教旗帜的导引下，阿拉伯半岛上的各部落民众踏上了建立统一国家的路程。
 

伊斯兰的圣泉——古兰经

　　632年6月8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病逝。作为1位伟大的宗教家和社会改革家，穆罕默德顺应时势，以宗教革命的形式，推动阿拉伯社会的变革和国家的创建，将一盘散沙的阿拉伯各部落，熔铸成1个坚强的民族统一体，并以宗教信仰为手段，成功地开辟了把阿拉伯人由被征服者转变成征服者的途径，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从麦加创教始，到麦地那建立宗教政权，穆罕默德一直致力于伊斯兰教义的创建工作，他从倡行、维护独尊安拉真主的一神教出发，借助犹太——基督教的某些观念，对当时阿拉伯半岛的种种社会问题予以解答，逐步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教义体系。而其全部内容则被弟子信徒们以《古兰经》的方式固定下来。这部圣典既简述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宗教原理，又解答了广泛的社会立法和伦理问题；既展现出1个博大精深的宗教理论体系，又表现了穆罕默德除旧布新、改造社会的宏伟构想和务实主张。《古兰经》既是伊斯兰教精神的神圣源泉，也是阿拉伯社会的政治、经济、司法、军事体制的理论基石。

　　阿拉伯帝国的创建与扩张

　　神权共和时代

　　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因而故后，穆斯林内部为争夺先知继承人的位置展开一番争斗，最后经各派协商，共同认可由先知身前挚友、最早的信徒和岳父阿布·伯克尔出任先知在世间的代表，号“哈里发”。伯克尔632至634年在位，其后又先后有欧麦尔（634—644年）、奥斯曼（644—656年）和阿里（656—661年）依序担任哈里发之职。历史上将这4位哈里发统治时期称之为神权共和时代。

　　在此期间，历任哈里发利用北方拜占廷、波斯两大帝国长期争战的有利时机，指挥以贝杜因骑兵为主的穆斯林武装，挥舞圣战大旗，进行大规模的武力扩张。首先击败拜占廷，攻陷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地区，继而分兵东西两路，展开全面进攻。东线接连攻破波斯军队防线，占领了伊拉克和伊朗大部地区。西线连败拜占廷，占领巴勒斯坦和埃及。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在位时，扩张战争如火如荼，势不可挡。东线阿拉伯军队乘胜追击战败的萨珊波斯王室，进军呼罗珊。651年，彻底灭亡萨珊王朝，并夺得呼罗珊、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地。西线大军，攻入北非利比亚。正当对外扩张战争捷报频传之际，阿拉伯人内部发生分裂。以先知的堂弟、女婿阿里为首的哈希姆家族，对出身于倭马亚家族的奥斯曼出任哈里发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组建起什叶派，与奥斯曼所奉行的逊尼派相对立。穆斯林内部哄争由此开端。656年，奥斯曼被刺，阿里继任哈里发。但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双方数次火拼，未分胜负，僵持不下。不久，什叶派内部又出现分裂，部分对阿里不满的下层穆斯林组建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该派刺杀阿里，神权共和时代由此结束。
 

横跨三大洲的帝国——倭马亚王朝

　　穆阿维叶以大马士革为都，建立了哈里发政权。此后哈里发均由倭马亚家族成员世袭担任，史称其为倭马亚王朝（661—750年），因其崇尚白色，故中国史籍称之为“白衣大食”。阿拉伯社会进入帝国时代。

　　倭马亚王朝时代是阿拉伯人军事扩张的第二个高峰期。东方战线、阿拉伯军队侵入中亚，占领喀布尔、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刺子模等广大地区，直至帕米尔高原，与中国唐朝相对峙。另1支东线军队，攻入南亚次大陆的北端，占领信德一带。北方战线，阿拉伯军队曾3次发兵，围攻拜占廷国都君士坦丁堡。西方战线进展最为猛烈，不仅占领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到摩洛哥的马格里布地区，还以皈依伊斯兰教的北非土著柏柏尔人为主力，跨过直布罗陀海峡，攻入西南欧的西班牙半岛。在剪灭西哥特王国后，翻越比利牛斯山脉，攻入西欧法兰克王国。732年，普瓦提埃战役失利，阿拉伯人方停止向西欧内陆的进攻，不过在意大利和法国的地中海沿岸仍频频得手。

　　从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到732年普瓦提埃战役的l00年间，阿拉伯由1个落后的游牧部落组成的小邦，一跃扩展成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其疆域分别与大唐帝国、拜占廷帝国和查理曼帝国为邻，并世称雄。其扩张速度之快，疆域之广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充分显示出游牧民族对农耕文明的强大冲击力。

　　政教合一——阿拉伯帝国的政权体制

　　除秉持伊斯兰教神权统治原则外，倭马亚王朝还大量吸收以拜占廷帝国为主的其他文明国度的典章制度，形成1种伊斯兰教世界所特有的。政教合一的君主专制政体。哈里发为帝国最高元首、军事统帅和宗教领袖，拥有宗教和世俗大权，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税收和宗教三大权力系统。中央由各部大臣执掌政务，辅助哈里发。地方分为五大行政区，各区置总督，统理一方军政，但财赋税收一直由哈里发任命的专职税务官司理。地方司法由总督任命的法官负责，多由精通《古兰经》和《圣训》的伊斯兰教学者担任，专司穆斯林案件，而非穆斯林则由各自宗教领袖负责。帝国高级官员多由阿拉伯贵族充任，低级官吏则由原拜占廷及波斯的官吏担任。7、8世纪之交，帝国开始统一铸造货币，金币为第纳尔，银币为第尔汗，并将阿拉伯语定为帝国官方语言，使帝国统治披上浓厚的阿拉伯民族色彩。

百年的征服扩张，使阿拉伯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整个社会更趋多样化，但从社会权利角度而言，帝国内部存在着四大等级：一是享有广泛特权的阿拉伯人。其上层由先知家族、历代哈里发家族、重要的迁士和辅士家族及各地总督等组成，他们政治地位优越，广蓄田产和财富，役使着众多奴仆；其下层为普通的阿拉伯武士，这是帝国维持统治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多以战争为业，名列军册，凭藉军功分享战利品为生，多携妻带子居住在各地的军营大寨之中。二是麦瓦利平民等级，即非阿拉伯血统的新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多为叙利亚和伊朗人。他们文化程度较高，掌握着一定的生产技艺，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按伊斯兰教原理，凡皈依真主的人均享有同等地位。实际上，麦瓦利所享有的社会待遇要大大低于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故而该等级中的不满情绪十分强烈。三是迪米阶层，即帝国境内未改宗的异教徒。其人数众多，是社会生产的主要劳动者和帝国政府基本的剥削对象。迪米除了承受政治压迫、经济剥削之外，还遭到穆斯林的种种宗教、社会歧视。四是奴隶阶层，这是1个连做人的起码资格都不具备的最低等级。原始时代的阿拉伯社会就存在一定数量的奴隶。在后来的长期征服战争中所俘获的战俘，又源源不断地为其增添新的成员。即使扩张战争停息后，贩卖奴隶现象仍十分普遍。奴隶贸易是当时1项获利丰厚的商业行当。阿拉伯的奴隶大多不直接从事生产，主要是在哈里发宫廷和贵族豪门的府邪中充当仆役、侍从、姬妾妃嫔、娈童歌女等，从而成为劳动者的负担和社会的赘疣。也有一些国有奴隶在官吏的严格管束下从事农业生产。

　　庞大而统一的帝国为阿拉伯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倭马亚王朝前期，农业发达，商业兴旺，帝国政府每年都收取大量税赋。然而经济的繁荣并不能弥掩社会内部的种种矛盾冲突。残暴的征服统治，势必导致深刻的阶级矛盾。阿拉伯人的骄横高傲又使众多被征服民族的怨恨不断加剧。逊尼派与什叶派及其他派别的教派争斗愈演愈烈，并逐渐与阶级、民族矛盾错综复杂地联结在一起。帝国不仅未能把什叶派彻底镇压下去，反而又出现了l个由先知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为主的阿拔斯派。各种反抗倭马亚王朝统治的潮流逐渐汇合，成为埋葬倭马亚王朝的巨大力量。
 

阿拉伯的黄金时代——阿拔斯王朝

　　747年，奴隶出身的艾卜·穆斯林领导呼罗珊人民举行起义，吹响了埋葬倭马亚王朝的号角。什叶派、阿拔斯派和呼罗珊义军联合，共同与帝国军队作战，经5载血战，终于752年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统治。阿拔斯派首领、伊拉克的大贵族艾卜勒·阿拔斯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建立起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故中国史籍称其为“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建立伊始，不仅大肆捕杀倭马亚余党，而且也背信弃义地杀害了艾卜·穆斯林，残酷地镇压了呼罗珊人民起义。阿拔斯王朝的建立与巩固，标志着阿拉伯帝国进入了1个新的时代。新王朝以伊拉克为中心，在底格里斯河畔营建了新都巴格达。该城宏伟壮观，人口众多，商贸繁盛，是与当时的长安、君士坦丁堡齐名的世界性大都市。

　　随着新王朝的建立，阿拉伯帝国的社会面貌也发生相应变化。在这一时期，帝国已基本完成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的进程。阿拉伯血统已不再是决定人们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统治阶级成分进一步扩展，除阿拉伯贵族之外，伊拉克、叙利亚、埃及、波斯各地封建主也都进入统治阶级的行列。帝国政治也由以往的贵族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帝国国都东迁至两河流域，不仅造成社会经济重心的空间移动，也使帝国更多地接受了波斯专制主义的政治传统和社会风尚。阿拉伯帝国的君主专制统治空前膨胀，此时的哈里发们不仅自称是先知的代理人而且也是安拉真主在尘世间的代表，是“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他们凭借庞大的官僚机器，对广袤疆域内的各族人民进行封建统治。官僚机构中的最高行政长官称“维齐尔”，即宰相，辅佐哈里发总理万机，权势极大。维齐尔之下，有财政、司法、工商、农业、军事、警务和驿站（情报）诸部大臣，此外尚有处理日常文秘的枢密院和负责整饰吏治的督察院。为防止地方总督权势过大，阿拔斯王朝将前朝原有的5大行政区，细分为24个行省。原来隶属于地方行政部门的地方司法系统也逐渐分离出来，形成由中央大法官到地方各省法官组成的独立系统，以适应专制统治的需要。军队是阿拔斯王朝的有力支柱，但与前朝的军事体制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变化。传统的全民皆兵的部落兵制，逐渐被经过严格训练、领受军饷的正规常备军所取代。其核心是由波斯呼罗珊人组成的近卫军，内分骑兵、步兵和弓奇兵等兵种。后来，近卫和主要是由突厥奴隶（马本路克）组成。

　　拔斯王朝最初的百年间，帝国的对外扩张已达极至状态，国内政治稳固。社会安宁、农商发展、文化昌明，声威远播，是帝国国势极盛的“黄金时代”。
 

　封建生产关系的形成与经济的发展

　　阿拉伯的土地国有制度

　　6、7世纪之交，阿拉伯人尚处在原始氏族部落解体阶段，以游牧为主的各个部落迁徙不定，未能永久占有固定的土地，因而在阿拉伯人之间，只是刚刚出现了动产的私有制，而土地的私有观念尚未形成。穆罕默德在创建伊斯兰教和国家之初，巧妙地把这一状态与一神信仰融为一体，宣称创造天地的真主安拉为万物之主，土地是安拉的财产，只有安拉的使者才有权支配，从而给日后的阿拉伯土地国有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阿拉伯帝国崛起之前，其周边的拜占廷和波斯帝国皆已踏上封建化的路程。5、6世纪，拜占廷封建制度开始产生，7世纪初年，希拉克略王朝大力推行“吉莫”军区制度，产生1批军事封建主，封建依附关系初步形成。6世纪中叶，萨珊波斯皇帝科斯洛埃斯一世在镇压了马资达克起义后，推行有条件的军事封土制，封建制度也获得初步确定。而当阿拉伯帝国武力征服的浪潮席卷西亚北非之后，这些原有的封建制度、依附关系均为阿拉伯人直接继承。他们一方面以土地归安拉所有为准则，将夺占的原拜占廷和萨珊王室以及元老贵族的土地收归哈里发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又沿袭原有的剥削方式，由哈里发国家向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征收地租，从而确立起土地国有制为主导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

　　在神权共和时代的头两任哈里发时期，尚禁止阿拉伯穆斯林以个体身份占有土地，但至奥斯曼和阿里掌权之后，在阿拉伯军事贵族集团中，土地私有观念急剧膨胀，贵族们纷纷摈弃传统的财富观念，开始大量占有土地。首先，哈里发及其后裔们变成了阿拉伯最大的封建地产主，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西亚北非地区封建制度的发展；其次，倭马亚王朝以后，大批军事贵族和地方官吏以代领或租借方式私吞国有土地，这种被称为“卡提亚”的占有地，可以买卖和转让，与个人私有地已无多大区别。广大的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也获得了小块土地占有权。再次，到倭马亚王朝末年，以军事贵族为主体的阿拉伯封建地主阶级在全帝国范围内形成，为了适应扩张战争渐趋停息的局势，哈里发政权开始沿袭萨珊波斯的军事封土制，以维系统治阶级内部的团结与稳定。国家把土地授予军政人员，准其终身占有，以征收地税作为俸给和供养士兵的费用，被封者在战时为哈里发提供兵力，这种军事封土制度史称“伊克塔”。阿拔斯王朝兴起后，为巩固其统治，对国有土地进行重新调整和分配，军事封土制获得普遍推行。此时的“伊克塔”不仅指土地，也包括土地之上的农户和水利灌溉设施，其规模小至1村1庄，大至1县1省。由中央僚臣、地方总督、军事将领和普通士兵占有的大小“伊克塔”遍及整个帝国，成为阿拉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体形态。
 

繁荣的社会经济

　　封建制度的形成，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帝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这首先表现为农业经济的繁荣。叙利亚、两河流域、埃及、伊朗等被征服地区，远在上古时代就是举世闻名的农耕发达区域。在帝国初期安定的社会局势和有序的经济环境下，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步入新的发展期。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等地成为河渠纵横、沃野千里的首富之地。其他荒芜不毛之地也都辟为良田。阿拉伯的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麦、水稻、棉花、亚麻等，园艺作物也相当丰富，有椰枣、橄榄、李、桃、杏、桔、苹果、西瓜、葡萄和各种蔬菜。农业已成为哈里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手工业生产在繁荣的农业经济带动下，也日趋发达，尤其是纺织业占有重要地位。埃及的亚麻、波斯东部的丝绸和遍及各地的地毯纺织业是阿拉伯帝国工业的骄傲。当西欧查理大帝和他的伯爵们还在穿粗麻衣，外披羊皮祆之时，阿拉伯的哈里发及其臣僚们，早已是身着精美绝伦的锦缎绣袍了。此外，玻璃、武器、皮革、造纸、珠宝和家具制造业也十分兴旺。尤其是从中国引入的造纸工业不仅满足了本国的需求，还远销欧洲。

　　安拉的忠实奴仆——商人

　　具有古老传统的阿拉伯商业在帝国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早在伊斯兰教创立时期，穆罕默德就认为，“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并断定忠实的穆斯林商人在复生日将“居于安拉宝座的荫影之下”。《古兰经》也明确规定鼓励和保护商业是所有穆斯林必备的义务和道德。随着国家的形成，帝国的创立，商业贵族也成为帝国上层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分。文化传统、地理位置、商人的社会地位和商业的巨大收益，使阿拉伯帝国出现了与当时东西方封建文明不尽相同的工商业繁荣局面。无数的穆斯林商人活跃于亚欧非三大洲，从事着以中介贸易为主的商业活动，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亚到南亚印度，再到西南欧的西班牙、北非的摩洛哥，甚至北欧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都有阿拉伯商人的身影。当时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也聚居着成百上千的穆斯林商人。中国的丝绸、瓷器，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矿物、染料、蔗糖，中亚的宝石，东非的象牙、金砂，北欧和罗斯的蜂蜜、黄蜡、毛皮和木材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经营的大宗商品。首都巴格达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帆槁如林的商业码头。此外，巴士拉、安条克、开罗、亚历山大、凯鲁万、撒马尔罕等城市也都是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

　　大规模的阿拉伯商业贸易，促进了亚欧非兰大洲各个封建文明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推动了中古时代印度洋区域和地中海区域海上贸易的繁荣与发展。
 

阿拉伯帝国的分裂与衰亡

　　庞大的哈里发帝国是阿拉伯贵族借武力征服而建立的多民族、多信仰的集合体。不同民族与不同信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与矛盾；广大人民群众与贵族官僚、富商阶级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穆斯林内部也因复杂的矛盾而四分五裂；特别是封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又从帝国内部培植起离异的势力。因此，9世纪中叶以后，哈里发政权已逐步释放尽自身的能量，帝国急剧滑向分崩离析的穷途末路，直至走向灭亡。

　　风起云涌的人民反抗大潮

　　广大下层人民的反抗斗争是造成帝国统治根基动摇的主要原因。为了维持庞大的封建国家官僚机器的运转，满足无度奢靡生活的需求，哈里发国家一直不断加强对农民、手工业者和奴隶的残酷剥削，致使封建主与广大民众间的阶级矛盾始终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之中，导致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进入9世纪之后，人民起义更是遍及帝国全境，其中声势最为浩大的有巴贝克起义、黑奴起义和卡尔马特起义。

　　出身于阿塞拜疆社会下层的巴贝克，利用祆教胡拉夫派的教义，号召民众与恶神造成的暴力、压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提出推翻阿拔斯王朝的口号。816年，巴贝克在阿塞拜疆首竖义旗，很快便控制了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波斯西部等广大地区。民众武装“红衣军”一度发展到30万人，对哈里发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机智善战的巴贝克率领红衣军屡败官军，坚持斗争20年。马蒙、穆木台绥木两任哈里发围剿义军，并悬赏百万第尔汗缉拿巴贝克。837年，巴贝克为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巴贝克起义的烈火刚刚停息30年后，帝国腹地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又爆发黑奴大起义。自建朝以来，阿拔斯王朝就不断从东非输入黑奴，押至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其境遇十分凄惨。哈瓦立及派穆斯林阿里·伊本·穆罕默德自称是安拉的使者，使命是使奴隶获得自由和财富，深得广大奴隶的拥戴。869年3月，阿里率众起事，很快便聚成20万之众。871年，攻陷两河流域的重镇巴士拉，一度进至距巴格达仅20公里处，帝国首都岌岌可危。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派军征讨，剿抚两计并用。由于阿里在起义后未能及时兑现当初的允诺，义军力量被削弱。883年，黑奴起义在坚持了14年之后，惨遭失败，阿里被杀。在世界历史上，这次黑奴起义是与古代罗马斯巴达克起义齐名的大规模奴隶反抗斗争，它给哈里发国家以沉重打击。此后，阿拉伯从非洲输人奴隶的数量明显减少，整个社会中的奴隶制残余也渐趋消亡。
 

　教派分立和封建割据

　　人民起义浪潮也使阿拔斯帝国境内异端教派的活动更趋活跃。9世纪晚期，由阿布·阿杜拉创立的“卡尔马特教派”逐渐兴起。该派反对逊尼派哈里发政权，主张社会平等、财产共有，废弃正统的伊斯兰教规、教礼。890年，该派在哈马丹·卡尔马特领导下于伊拉克南部库法地区举行起义。势力迅速扩及波斯、中亚一带，并于899年在波斯湾西岸的巴林建立了卡尔马特国家，先后延续200余年。

　　宗教派别之争、政治权力的角逐，使帝国统治集团内部争斗愈演愈烈。早在阿拔斯王朝创建之初，倭马亚家族的后裔就在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割据独立，建立后倭马亚王朝（756——1031年）与阿拔斯哈里发政权分庭抗礼。788年，北非摩洛哥又出现了什叶派的易德里王朝。

　　由军事封土制造成的强大地方割据势力，对阿拔斯王朝统治构成了严重威胁。各地总督和军事统帅，因封土制的推行，逐渐获得拥兵自雄、割地自立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9世纪初，帝国内部的离心倾向已成为不可遏制的力量，使帝国大厦千疮百孔。800年，大将伊本·艾格莱卜在获得突尼斯封土之后，当年便建立艾格莱卜王朝（822—875年）。868年，埃及总督阿哈默德·图伦宣布独立，建图伦王朝（868—905年）。东西各地几十位总督、军事统帅皆乘机自立，相互攻伐征战，并力图染指中央政权。东方各省继塔希尔王朝之后，又相继出现了撒法利王朝（867—903年）、萨玛尼王朝（874—999年）、哥疾宁王朝（909—1171年）。大小王国旋起旋仆，忽生忽灭。
 

 　帝国的最后衰亡

　　昔日哈里发的崇高地位已成过眼烟云，仅蜗居在伊拉克一隅之地，且被突厥籍的近卫军牢牢控制在手中，成为政治玩偶，任人废立宰杀。10世纪中叶，波斯地方长官艾哈迈德进兵巴格达，以大元帅的身份控制哈里发。1055年，塞尔柱突厥人又杀入伊拉克，其首领称苏丹（意即权威者），成为国家的政治领袖，而哈里发只以宗教领袖的身份苟存着。缥悍勇猛的塞尔柱突厥人的到来，使阿拔斯王朝一度出现中兴局面。塞尔柱当权者十分尊重阿拔斯传统，基本承袭了帝国以往的各种封建典章制度。帝国又暂时恢复了统一局面，然而这只是1种回光返照而已。各种社会矛盾仍然存在，人民反抗继续发展，各种教派哄争愈发残酷。11世纪末，极端恐怖的阿萨辛派成立，它以波斯西部的阿拉穆特山区为根据地，在神秘的“山中老人”统率下专门从事暗杀哈里发、苏丹及达官贵人的活动。此外，军事封土制再次显示出对统一政权的侵蚀作用，11、12世纪之交，阿拉伯世界又被那些手握重兵、拥有大片地产和税收大权的封疆大吏分裂成10余个封建小邦。紊乱的政局，为西欧封建主和基督教会向东方扩张提供了有利的契机。新月与十字架，两种封建文明开始了又一轮较量。12世纪末年，中亚新兴的花刺子模国家取代塞尔柱人控制了巴格达哈里发，但诸邦分立的局面，未有大的改观。13世纪初，蒙古旋风骤起，第一次蒙古西征便攻灭花刺子模。13世纪中叶，蒙古铁骑终于冲入西亚大地。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杀末代哈里发，延续数百年之久的阿拔斯王朝连同绝大多数塞尔柱小国终于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哈里发政权的倾覆与阿拉伯帝国的解体只是阿拉伯历史上特定阶段的结束，而伊斯兰文明依然存在，并发展着。不仅占据西亚的蒙古伊儿汗国很快就伊斯兰化了，而且伊斯兰教还深入非洲中部地区，南亚次大陆的伊斯兰化也有较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