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包工头打工还账

   承包工程赔了钱，赔得一贫如洗乃至债台高筑。但是，林州农民张建昌并没有赖账躲避，而是东挪西借10多万元钱，兑现了外省民工的工资，自己随后含辛茹苦地打工13年，一点儿一点儿地偿还借款和本地民工的工资。今年春节前夕，他已经还清了从外人那里借来的钱，仅剩借姐姐家的5万元钱还没有还。可是，他表示，依据自己这几年的打工收入情况，再有一两年时间就能还清姐姐的钱。

  张建昌打工还账的故事在林州被人们传为美谈，记者为张建昌的事迹所感动，先后两次采访张建昌，第一次是在2008年春节前夕，第二次是在2009年春节后。平时他都是外出打工，见不到面，采访他都是瞅着春节期间他在家的时候。

 “张建昌家就在村西，石头墙，排叉门，门前有一垛砖，到那里你就能看出来了。”2008年春节前夕，记者第一次到林州市合涧镇北小庄村北椒园自然村采访张建昌，在村东头，几位村民这样告诉记者。

  记者沿着街道向村西走去，在村西找到了一个石头墙、排叉门的院落，推开用几根钢筋棍和木棍绑定的排叉门，发现院子里的地面还没有硬化，里面是一座5间相连的平房，而这座平房的周围大多是村民们的楼房，相比之下这座平房就显得有点儿简陋和寒碜。记者站在院里打了一声招呼，从平房里走出一男一女，都是50岁上下，穿着朴素，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问候之间，记者得知，男的就是张建昌，50岁，女的是张建昌的爱人张仓苏，51岁。

  张仓苏对记者说：“你还没有见过像俺这样破落的家吧？这十几年来，为了还债，我们每年只能看着钱到手里后还没有暖热，就又像水一样流走，平房上准备盖的二层楼十几年也没能盖起来，只能凑合着住了，平房冬天冷夏天热。门口的砖是2007年拉来的，想建个门楼，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建成。”

  夫妇二人热情地把记者让进屋里。记者看到，屋里也十分简陋，地面没有硬化，更别说铺地板砖了。屋里只有4样东西，一张老式桌子，一组旧沙发，一个煤灶，一台小电视机。这个家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显得空空荡荡的，给人一种家徒四壁的感觉。但是，这对农民夫妇朴素的话语却皎皎如日月，照亮了这座简陋的农舍。

  从小康坠入贫穷

  在村里，上点儿年纪的人都说张建昌在同龄人中是个“能人”。20岁时，张建昌就担任了北小庄村第九村民小组的组长，后来又担任3个自然村的联队长。他和妻子张仓苏辛勤劳作，自食其力，在1990年时建起了一座5间相连的平房，就是现在他们住的房子。当时，他们计划等到攒够钱后，再建第二层。1993年，张建昌跟别人在辽宁省沈阳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在摸爬滚打中掌握了管道工技术，后来他当上了小包工头，承包了一些管道工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挣了3万多元钱。

  春节回到家里，夫妻二人喜不自禁，村里人当然十分羡慕。那时候，在农村，谁家能有3万元钱可是大富户，那是绝对的小康水平。但是，张建昌夫妇并没有把这钱转化为现实的富裕，没有像其他富裕户那样购买家用电器。他们向往着小康生活，盘算着利用这笔钱利滚利地再挣一笔钱后，就把自家的二层楼建起来。

  正值壮年的张建昌雄心勃勃，想把自己的事业做大。1995年7月，经熟人介绍，他召集了林州的40名民工和外地的20多名民工，带着自己在沈阳市承包工程时挣来的3万元钱来到了山西省晋城市，从一个大包工头手里承包了一座6层住宅楼的土建工程，他是包工不包料。但是，当时的天却阴雨连绵，断断续续地下了40多天的雨。工程无法进行，可仍然得给民工们开工资，解决民工们的伙食问题。工程一年半后完工，但是，大包工头在跟张建昌结算时，并没有全部付清工程款，后来形成了经济纠纷。

  “现在想起来，问题主要出在三个方面：一是当时我与包工头签订了承包合同后，由于天一直下雨，停工40多天，几十号人在工地上闲着，每人每天仍然得按照半工开工资，白赔了几万元；二是我从包工头手中承包，而包工头又从别人手中承包，40多万元的包工款只要回了一部分，其余的欠款要不回来了；三是我们包工不包料，但由于发包方提供的建筑材料有问题，导致多次返工。”张建昌说，由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最终导致他承包的这个工程欠下60多名民工21万元的工资。 

  张建昌因此陷入了困境，他不仅把先前挣来的3万元钱全部赔了进去，还欠下了60多位农民工21万元的工资。

  21万元，对张建昌这个刚刚起步的小包工头来说，当时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简直比太行山还要沉重，压得张建昌喘不过气来。怎么办？怎么办？张建昌食不甘味，彻夜难眠，他一遍又一遍地思索着办法，心里像乱麻一样，剪不断，理还乱。

  张建昌的妻子张仓苏说：“在承包晋城建筑工程被拖欠工程款后的那几年中，建昌像疯了一样，我一直为他担心，真怕他哪一天会撑不住了，有个三长两短的，那俺家的天就会塌了。”

  “60多名农民工是跟着我干的，他们的家人在等着他们养活，他们蛮指望我发给他们工资，好回家赡养老人，供儿女上学，或者给儿子娶媳妇，可是，现在我能给他们什么呢？”张建昌把自己关在屋里，两手抱着头，上吊自杀的念头也曾经有过。但是，他最终清醒地认识道，60多名民工还眼巴巴地指望着他，家里还有妻子和3个正上学的孩子在等着他。

  张建昌思量着，做人总要讲信用，办事总得有始有终，尽管自己赔了钱，但是却不能昧着良心不给民工工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给民工兑现血汗钱。为此，他回到家里筹钱，向亲戚借，向同村人借，好话说尽，又磕头又作揖的，这才好不容易凑了10多万元。然后，张建昌按照“先远后近”的还债原则，将安徽、甘肃、山西等地的20多名民工的工资全部兑现，又给林州的40多名民工逐一打下了欠条，承诺账一要回来就给他们兑现工资。

  曾被误为“老赖”

  安顿好农民工后，张建昌踏上了要账的路途。他一边打工一边要账，先后到晋城市公安局、晋城市检察院、晋城市信访办等单位反映情况。他曾经在风雨中奔波，被淋湿了也浑然不知，也曾经躲在别人的屋檐下避过雨，遭遇过无数的“白眼”。饥饿难耐时，他曾经在公共汽车上啃过方便面，也曾经背着妻子蒸的馒头跑到北京市，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所有的努力除了增加自己的负担、使自己的生活雪上加霜外，都无济于事，他始终没有把账讨回来。

 “每次出门要账前，建昌为了省钱，都是先用粮食换来方便面，然后再让我蒸一大锅玉米面窝头，将这些东西装入一个编织袋背在身上，这就是他告状讨债往返几天的口粮。”张建昌的妻子张仓苏说，冷水就方便面，冷水就窝头，真不知道那些年建昌是怎么熬过来的。 

  3年过去了，这3年时间对别人可以说是眨眼即逝，但是对张建昌和他的家人来说却异常漫长。每一天他们都如坐针毡，度日如年，每一天他们的心头都压着一块儿想扔都扔不掉的大石头。几乎每一天，这对天各一方的夫妻也都在相互惦念着、牵挂着对方的健康。张建昌在太原市打工时，同一宿舍的民工说：“建昌，我半夜经常听到你唉声叹气，你一家老小都靠你这根顶梁柱呢，你可一定要挺住啊！”

   眼看着张建昌跑了3年却要不回一分钱，林州市那些曾经跟着张建昌打工的民工坐不住了，他们开始到张建昌家里来要账。年年都有人上门，尤其是到春节期间，要账的民工更多更集中。张建昌大多时间是在外奔波，民工们讨账时就找在家的张仓苏。

   起初，民工们大多以为张建昌一定讨回了账，是赖着不给，想得到存款利息，或者是利用民工们的工资再承揽工程。所以，不管张仓苏怎么解释，他们也不相信她的话。有的民工为了证实情况，向张建昌的邻居和亲戚打听，才确信张建昌真的没有把欠账要回来，他们都流露出了无可奈何和焦虑的神色。但是，张仓苏信誓旦旦地对前来要账的民工们说：“建昌没有给你们要回来工钱，但是，建昌托我转告你们，我们家迟早要把欠你们的工资还上，说话绝对算数！”

  听了这话，有的民工表示理解，不再紧逼着讨工资了。有的民工伤心地说：“张建昌赔了钱，赔得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看来我们没有指望了，我们的血汗钱到什么时候才能要回来呢？”有的民工担心自己的血汗钱打了水漂，采取了过激的措施。邻村一位民工就直接开车来到张建昌家，将他家准备盖房用的木料拉走3车，还将一台轧面条机拉走，以抵他所欠的工资。
  还有一次，合涧镇豆村的一位民工到张建昌家要账时，正逢张建昌的姨母带着一台做蛋卷的机器到北椒园村揽生意，这位民工想以此机器抵张建昌所欠的工资，被其他民工劝住了。后来，这位民工也认为扣人家亲戚的机器不妥就放弃了，但这件事儿吓得张建昌的其他亲戚好久不敢与他家来往。

  “民工们的过激行为我能理解，换成我也可能会那样做。大家都是为了养家糊口，谁愿意让血汗钱打了水漂？这事儿搁到咱自己身上也心疼啊！”张建昌说。

  张建昌的妻子张仓苏也因为丈夫欠下巨债而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当别人上门讨账时，张仓苏在家里带着3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一次次地忍受着民工们的误解。有3个春节，他们家都没有吃上一顿饺子。有一年的农历大年三十，为了躲避讨账者的责难，张仓苏只好带着3个孩子躲到了村西的柴草垛里，娘儿4个相对而泣，一直等到天黑才敢回家，草草地做了饭吃了，冷冷清清地算是过了年。

  举家打工还欠款

  到了1998年，眼看要账无望，张建昌和妻子张仓苏商议：“咱就是砸锅卖铁也得凑钱还债，一来是咱欠着别人的血汗钱心里有愧，这辈子过不安生，走到哪里都让人看不起，二来是咱不能把这债留给子女让他们背着，不能给下一代留下后患。”

  在欠账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张建昌几乎全年都在外地，或者告状讨账，或者给别人干活儿打工。春节快到了，工友们都是归心似箭，揣着工头发的工资高高兴兴地乘车回家与家人团聚，享受着家庭的幸福。而这时却是张建昌最难受的时候，他很想回家却不能回家，心里十分矛盾，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张建昌想在春节期间城市民工缺乏的空当儿里多挣点儿钱，好早日还账。二是每年春节期间，民工们从外地打工回来后，都会跑到他们家讨工钱，张建昌想给民工们兑现工资却又实在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只好在外面躲避。三是包工赔了钱，成了家乡人的笑柄，觉得站不到人前，无颜见家乡父老。
  所以，在春节期间，张建昌总是要想方设法找点儿零活儿干。他不是给工地看场，就是到工地周边打零工。1996年春节前，他得知太原市一市民家忙着卖春联，家里缺个人做饭的消息，就立刻找到这户人家，表示要给人家做饭。虽说每天只能挣20元钱，可半个月下来就能积攒300多元钱。

   张仓苏在丈夫欠下巨债后因忧思过度，患了脑梗塞和高血压，曾经有一段时间感觉胳膊不听使唤，行动也异常迟缓。医生检查后说，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可能会引起偏瘫。但是，丈夫打工挣来的钱都还了账，张仓苏看病实在没有钱。村里卫生所的医生付玉林知道张仓苏无钱治病的消息后，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对张仓苏说：“你的病能治好，你家没有钱，你该看病看病，药费不管需要多少，你先欠着，有了钱再给我。”在付玉林的治疗下，经过三四年时间，张仓苏才逐渐恢复了健康，但由此欠下了7000多元的药费，直到2006年，张建昌才全部还清。张建昌一家人很感激付玉林，在心里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恩人看。

  张仓苏的病治好后，仍然坚持到村里的一家养殖场打工，有时也到邻村给别人打零工，搬砖和泥地帮着盖房，挣来的钱用于还账，尽量减轻丈夫的还债压力。

  十几年来，为偿还借款，张建昌吃了不少苦头，但他默默地承受着，从没向命运低过头、流过泪。但当他回到家中面对两个女儿时，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把头埋在怀中，一个劲儿地猛抽着烟。

  张建昌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上初中时都是学校的“尖子生”。可到了1998年，眼见要账无望，民工上门催要工资不辍，张建昌和妻子商议举全家之力打工还债。就这样，他们的两个女儿上初中时被迫先后辍学，回到家里哭得天昏地暗。但是，两个懂事的女儿还是外出打工，以瘦弱的身躯承受着与她们的年龄极不相称的体力劳动。近10年间，两人先后帮助父亲还了3万多元的民工工资。 

  “我不怨俺爹，反而很佩服俺爹。”张建昌的大女儿张晓燕说：“俺爹被人骗了，欠下别人的账，俺总不能再骗别人吧。”今年28岁的张晓燕说，为了帮助父亲还债，她当过饲养员，在山西省的建筑工地上当过水泥工，后来，为了能挣到一天25元的高工资，她还学会了粉刷墙壁、油漆门窗等技术。 
 “那些年，我每月一拿到钱，就立即托人捎给俺爸俺妈，还人家的账。”张晓燕说，她和妹妹替父还债耽误了学业，她坚决反对父亲再误了年幼弟弟的学业。弟弟张柏万今年19岁，正在林州市第二职业高中上三年级。弟弟从小就很懂事，从14岁开始，每年学校放暑假时，他都要跟随父亲到山西省或者北京市的建筑工地打工，到现在已经坚持5年了。

  张仓苏说：“我的两个女儿上学时学习成绩都很好，许多学习成绩不如她们的同学，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如果不是为了还债，我的两个女儿如今也应该是大学生了。我看见邻居家的大学生回家过寒暑假，心里就觉得对女儿有愧。”

 “现在，一切终于过去了。随着债务一年一年减少，我这些年过春节也敢回家了。到现在，我把欠林州40多名民工的工资都还清了，感到可以扬眉吐气了，可以站到人前了。我终于可以在家里过个安稳的春节了！”2008年春节前夕，当记者采访张建昌时，一直埋头抽烟的张建昌抬头看了看大女儿张晓燕，揉了揉眼睛，从一个上面沾满尘土的破旧手提包中取出一个硬皮本，让记者过目。 

  这本子上面记满了人名，每个人名上还按着红指印。“这里面记着我欠每一位民工的账。在这些账中，有一年还50元欠款的，也有一年还100元或几百元欠款的，我欠的账每年都在减少，按了红指印后就表示账还清了……” 

  看着账本，张建昌的神色有些兴奋，刚才的满脸愁容好似一扫而空。“这十几年来，要说难那可实在是难。可是，我们一家人一直坚持偿还欠款。到2008年1月，已经把拖欠林州40多名民工的工资都还清了，2008年7月，我又还清了借外人的最后一笔款，现在就只剩下欠我二姐的5万元借款了。十几年前，我为了给外省的民工兑现工资，从我二姐家借来8万元钱，这几年我逐渐还，现在我还欠二姐家5万元，最迟两年，最快一年，我就能还清。”

  信誉比金钱更重要

  当初，张建昌欠下林州40多位民工的工资时，尽管他给他们每个人都打下了欠条，并且一再表示要还清，但是民工们大多都认为自己的血汗钱可能要不回来了。1999年，当张建昌用打工挣来的钱给农民工兑现第一笔工资时，民工们感到有了希望，感到张建昌说话是算数的，是个讲信誉的人。以后，挣来了钱，张建昌或者是直接给民工们送到家，或者是托别人捎个口信，让民工来领工资。上门要账的现象逐渐减少了，因为民工们相信，只要有了钱，张建昌一定会还他们的。张建昌指着账本对记者说：“这上面记着我的账，每还完一笔账我就感到轻松一些。”

  张建昌一家人用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每年都偿还着农民工的工资。还工资时，张建昌本着一个原则，先还家里有急事儿的农民工，先还外人后还亲戚。

  北小庄村的何志勇说：“张建昌欠我工资1000元，他于2006年春节前一次性还清了。当时，我家孩子生病，家里经济比较困难，张建昌听说后，就决定先还我的工资。我说啥也不要，因为我知道张建昌家比我还困难，他妻子长年有病，靠赊药治病，可是张建昌还是硬把钱塞给了我。”

   付才保与张建昌同村，也曾经在外承包过工程。1996年，当张建昌欠下巨款时，付才保曾经借给张建昌3000元钱。2001年到2007年，张建昌先后分4次还了付才保2000元，还欠1000元。2008年夏天，付才保病重，张仓苏打电话把情况告诉远在山西省太原市打工的张建昌。张建昌听了，对妻子说：“人家有病，急需钱看病，咱们赶快还钱。”他很快向家里汇了1000元钱，让妻子给了付才保的儿子。

  2005年春节前，张建昌通知张广庆、刘向军两名民工来领工资。但是，这两名民工来了以后，说自己丢了欠条。张建昌说：“丢了欠条我也要给你们兑现，我不会昧了你们的工资。”说完，就把900元钱点给了他们。

  2007年秋收后，张建昌到奥运村打工，他和一位工友受雇于来自江苏省的建筑包工头赵卫东，负责铺地板砖、贴墙砖。两个多月后，工程结束，张建昌从老板赵卫东那里领回了工资。但是，他经过算账，发现领回的工资款中多出了2500元。他没有多想，很快拨通了赵卫东的手机：“赵老板，你给的工资不对啊！”

“怎么不对啊？我给少了？”

“你给多了，多出了2500元。你在哪里？我给你送过去。”

 “啊！原来是这样。你是个实在人，我信得过你。我正忙着，钱你先留着吧，明年有活儿你还来干！”

    2008年9月，张建昌接到了赵卫东的电话，赵卫东说自己在三亚市承包工程，请张建昌组织十几名技术熟练的民工到三亚铺地板、贴瓷砖。张建昌当即从林州带领11名民工赶到了三亚。年底结算工钱时，发生了两件让赵卫东感动的事儿。一件事儿是张建昌把2007年赵卫东多付的工资退给了他，另一件事儿是张建昌不搞“特殊”。本来赵卫东是把张建昌作为小包工头对待的，开给他的工资要比其他民工高一些。但是，张建昌并没有搞“特殊”， 而是把全部工资与11位民工平分了，每个人领到的都是18000元。

  对此，张建昌这样说：“我带来的民工都是兄弟，技术都是过硬的，因为我们大家团结协作，所以才挣到了高工资，我不能搞‘特殊’。何况其中有些人以前帮助过我。”

  2009年春节期间，记者再次到张建昌家采访时禁不住问他：“你认为，金钱和信誉哪个更重要？”

 “信誉比金钱重要，如果没有信誉，我张建昌这些年揽的活儿、挣的钱就不会一年比一年多。在太原，我见到有些工头不讲信誉，自己的公司最终倒闭了。”张建昌毫不犹豫地说。

  张建昌告诉记者，从2000年开始，好几个工头知道他讲信誉，人可靠，都敢用他。他挣的工资越来越高，除了供自家开销外，每年都能还一部分账，2003年还了13000元，2005年还了20000元，2008年还的账最多，先后还了30000元。

“如果我没有信誉，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我可能还是负债累累，跌倒后再也爬不起来了。”张建昌深有感触地说。

  同村的何志勇说：“如果张建昌再承包工程，我还要跟他干。事实证明，张建昌是我跟过的最讲诚信的包工头。我从15岁开始外出打工，至今都23年了，这么多年来，我遇到过一些拖欠民工工资的包工头，有的虽然承认欠钱，但就是不还。还有的包工头更可气，明明手中有钱，却故意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些包工头真该好好向人家张建昌学习。” 

  56岁的张文锁是张建昌的邻居，他曾经借给张建昌7000元钱，张建昌陆续还清了这些借款。2008年去三亚打工时，张建昌叫张文锁一起去了，都挣到了高工资。张文锁这样评价张建昌：“建昌这个人讲信誉，讲仁义，跟他在一起共事儿，我觉得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