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1876～1951），中华民国时期的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汉族。1876年4月5日（清光绪2年3月11）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1892年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天津城区南部的开洼地，即民间所称“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现在的天津市南开区也由此得名。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6年迫于抗战形式的紧要和南开学校的生存发展,张伯苓亲自入川,在巴渝大地的嘉陵之津先后购地800余亩,创办了被千百万重庆人赞誉为"人才的沃土,院士的摇篮"的重庆南开中学。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中华民国的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没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2004年4月10日在天津元宝山庄生命纪念公园建立了张伯苓纪念园。[1]张伯苓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教育家。他在青年时期，目睹清政府腐败无能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立志兴办教育，用爱国精神和科学知识教育青年，以达到抵御外侮，振兴中华的目的。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历尽艰辛，刻苦奋斗，颠扑躅蹶，矢志不渝。他从传授“新学”的家馆开始，一步一步办起了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南开中学，为国家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张伯苓是一位与时俱进的爱国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创业南开，功在国家，为发展我国近代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2]

张伯苓的晚境

张伯苓一生根基系于南开系列学校，被称作“南开先生”。他在世的七十五年中，大部分时间为南开学校而喜而忧，殚精竭虑，从无保留。不过，在他最后的几年，却由于社会政治的原因（如1948年出任国民党政府的考试院长），使这位教育家添加了复杂成分，以至由喜而悲，进退维谷，处境尴尬，最终在南 开校园视之如“瘟疫”，自感“一生事业全遭否定”的黯然心绪下抑郁而死。如此无奈的结局，乍看起来似属个人悲剧，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审时度势的功夫欠佳，一着不慎，满盘皆输矣。然倘深入探究，悲剧也许就不只属于张伯苓个人……

1949年11月底重庆解放，在此暂住的张伯苓已经七十四岁，在新中国他只逗留了短短一年两个月又二十余天。其间，他先后两次中风，第一次在1950年1月的重庆，幸而经治疗恢复过来；第二次在1951年2月的天津，发病九天后去世。关于张氏这段最后岁月，现存的文字资料并不完整，其中令人质疑或相互矛盾之处颇不少。总的感觉是，张伯苓的处境不妙，其精神状态低迷不振，外界刺激接连不断，难以融入正在改天换地的新时代。[3]

重庆易手前几天，蒋介石父子接连三次劝请张伯苓去台湾或美国，张谢绝了，留在大陆。张谢绝蒋氏的托词据说是“衰老多病，不利远道飞航”云云（赵光宸《张伯苓年谱》），而以当时接触过张的南开校友观察，此时张“精神衰微，体力已竭，愿终老故乡。”显然身体因素不容忽视。不过，从他病逝前数月与部分南开校友在津聚会时称“咱南开到处有校友，北京有周恩来，在台湾还有吴国桢”的情形揣测，他选择留在大陆或许内心也有某种把握。素来善于做统战工作的周恩来恐怕不会轻易让老校长“沦落海外”，通过特定渠道捎话给张也未可知。不过，由于张伯苓留在大陆，这面南开的旗帜随之发生了政治性分裂，台海两侧的南开校友们明显地赋予他不同的政治色彩，以至在他身后竟有两份政治取向截然相反的“遗嘱”流传……在50年代初期的新中国，张伯苓无疑得到早年学生周恩来的特别庇护，政治上没有像对旧政权军政要员那样进行清算。张氏夫妇搭乘飞机回到北京，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暂住傅作义斋舍，在京逗留近半年之久。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1950年9月中旬张伯苓终于回到故乡，可是“城郭依旧，人面已非”。当时进步的南开师生对归来的老校长并不欢迎，态度冷淡，许多同学认为他是“战犯”，没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宽大他了。只有一批南开故旧在情感上给予他一些慰藉，尚存人间温情。他希望暑期到南开大学暂住一段时间，特意征求南开大学党支部意见，却未得到任何答复。不久，南开校庆来临，他早早准备前去参加有关活动，但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从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与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愈挫愈奋”、自强不息的虎虎生气相比，其晚境之凄凉无奈，适成两极。[4]

张伯苓逝世后，除天津报章刊出张家的“哀启”和由他人代笔起草的“张伯苓遗嘱”外，大陆新闻媒体一片寂然，无任何评论和深度报道。即使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亲临吊唁一事也未作公开披露，好像仅是一项个人活动。周恩来在审读张氏遗嘱时，从政治高度表示遗憾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见梁吉生著《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35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直到张伯苓逝世后44天，才由张的朋友和学生在南开女中礼堂举行了一个小型追悼会，致悼词者乃早先南开大学秘书长、张氏遗嘱（大陆版）代笔人黄钰生（字子坚）先生。这篇洋洋万余言的长篇悼文，新旧观念混杂，既有饱含深情的真知灼见，也不乏追随时代话语的笨拙努力，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堪称一篇难得的用心良苦张伯苓先生珍贵照片集(10张)的纪念文字。其中写到：……张伯苓四十多年间为教育、为中国，辛辛苦苦，劳碌奔波，到处碰壁，失败了再起来，起来了又失败，愈失败愈奋斗，他是中国新教育的启蒙者，也是一代人师。但是需要提醒的是，张伯苓是孙中山时代的人，而不是毛泽东时代的人。他是真诚的爱国者，甚至于他在政治上的错误，也由于他爱国情切，把希望寄托到错误地方上去了，如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救星。但是，他懊悔晚节的失足，他叹息老境不能参与这个伟大时代的工作，他悲伤他是被新中国所扬弃的人，他悲伤在新社会里无有他的地位，他悲伤他不如他的老友颜惠庆，他悲伤他的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的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悼文最后列举张伯苓读罢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等文后的感悟，特别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如果天假以年，这位老人或者还要在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做一些有用的教育工作……

这篇悼文经过差不多三十年后方公开发表。此后，在南开大学的各院系便陆续展开了对张伯苓的批判，诸如“人格卑鄙”、“不学无术”、“公、能教育旨在升官发财，为蒋介石服务”、“其办学是搞改良主义”之类不实之词、诛心之论像污水一样一股脑泼向辞世不久的张伯苓。有的单位要求教师逐一表态，批判过程中出现不易理解的问题则派出工作组专门加以辅导。一些老教职员即使发出“不和谐之声”，也迅即淹没在一片政治声讨的批判之中。1960年校方编印的《南开大学校史》更对张伯苓予以全面否定。

海外对于张伯苓逝世的反应和评价则是另一番情形。香港、台湾、美国等地报纸和通讯社反应迅速而强烈，《纽约时报》刊发专题文章，称颂南开校长张伯苓“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家”。台湾各界举行公祭，蒋介石亲致祭文，党政元老几乎倾巢出席。在台的南开校友随后陆续编印有关纪念册、纪念文集、传记和专著，对张伯苓的办学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当然，其中涉及政治的成分也所在多有。[5]

台海两岸对张伯苓的认知趋于一致或接近，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情。两地南开人颇有“历尽劫波校友在，相逢一笑求共识”的感受，张伯苓不仅是南开的旗帜，也是中国近代教育领域一个颇为独特的成功者。而他的晚年经历，固然说明教育与政治之间攸关损益的微妙联系，也集中折射出当年政治对垒势若水火已无中间地带可言的严酷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