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力老师是学生眼中极具个性的老师，因为他渊博的学识，冷峻的作风，直言不讳的性格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

4月的一个午后，记者与赵晓力老师进行了2个小时的交流。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当初高考报考志愿的时候是怎么选择法律这个专业的？是出于对法学的喜好吗？

赵晓力（以下简称赵）：这个未必是。你们学习法律的时候，法律已经很热了，你们都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89年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中学里学过相应课程的你是知道的，比如说，你知道物理系是干什么的，化学系是干什么的，中文系是干什么的——当然这里面有误解。许多文学青年认为中文系是作家班，进来之后才发现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而是研究作家和作品的，不免沮丧。我至今还记得当年南大中文系老生帖在树上的迎新标语：“黔无驴，有好事者车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

法律是中学里没有的课程。政治课上学过一点点《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但那是针对“坏学生”的，能考上大学的都不是坏学生，是不是？我的印象中，我们南大89全班五十多个人，上大学前不知道法律是干什么的占大多数。许多人第一志愿报的是中文、国际贸易之类，第一志愿没有录上才到了法律系。

我的第一志愿报的就是法律。我可能比其他人了解得多一点，当时《光明日报》有一个的系列访谈，访谈的对象是八十年代知识界的人物。通过这个访谈，我大概明白了大学里各个学科是干什么的。

我报志愿的时候，采用的是排除法。我当时大概知道别的学科需要什么。比如说学经济的话，数学要好一些，我的数学并不是最好的；学哲学的话，必须是天才，我不是天才。我对法律有些模模糊糊的了解，好像还知道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区别，因此就选择了法律系。

记：您当时选择法律时，想过毕业以后的出路吗？

赵：没有。我相信当时99％的学生上大学的时候都不会去考虑毕业以后的事情。当时是国家包分配的。工作不是你考虑的事情，是国家考虑的事情。当时也没有你们现在体会到的专业之间的这么森严的壁垒，学法律也未必要干法律，上了法律系也并不意味着你所有的时间都要学法律。86年才通过《民法通则》，而且当时人们还在对中国经济改革需要民法还是经济法激烈争论，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繁琐的民法课，唯一在智力上有点吸引力的是刑法，它有个犯罪构成的理论。我记得是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法律才热起来，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嘛。

记：能不能谈谈您的大学生活？

赵：我们的大学生活比你们要轻松得多，没有这么多的部门法要学，因此就有时间接触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89年到92年的知识界万马齐喑，但80年代的积累还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区，有许多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书，出于好奇你也会翻翻看。我记得有一本萨特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几乎每一句话下面都被用不同颜色的笔重重划上了道道。当然那时候的书也没有现在这样多，开架阅览区也不过十几个、二十几个书架，让你觉得这些书你是可以读得完的。我在大学毕业前读完了《读书》的所有过刊。小说的期刊也是来一本读一本。反正无聊的时间居多。无聊才读书嘛。

记：您认为您当时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吗？

赵：那当然不是了。我只得过一次奖学金。大学第一个学期得过一个三等奖学金，其他都没有了。我们那时候有个偏见，认为拿奖学金是女生的事。只有女生才会在考试前一天晚上点个蜡烛，躲在蚊帐里用功，两个小时后再叫醒另一个。我们不干那个事。

但现在想起来，我可以说，我在南京大学度过了最美好的四年。春暖花开时节大家会结伴去中山陵、梅花山、灵谷寺、玄武湖、莫愁湖、燕子矶游玩，梅雨季节睡觉的睡觉，打牌的打牌，上课的上课，实在无聊就去图书馆翻翻书。

记：后来您为什么选择读研究生？

赵：考研究生，其实跟你们现在一样，无非是推迟就业，还想在学校呆下去。我们毕业时，工作已经不是全部由国家分配了，会有一些人自己去找工作了。92年南巡讲话将大家从梦中惊醒，校园里一夜之间摆开了无数小摊——这是大家当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物理系有个宿舍用学校的电维修电器挣钱，学校老查，现在他们在窗口打出了支持南巡讲话的标语，学校也不敢管了。我们毕业的时候已经有招聘会，双向选择，我写了一份简历，复印10份，没有发完就回来了。当时也没有那么多人去做律师；司法改革还没开始，法院也没有意识要到大学里要人。当时出去工作的同学也不是都做自己的专业，做什么的都有，有一对为了爱情到了一家工厂。苏南的同学大多回到了家乡，苏北的一些留在南京，其他各省大都回到各省。当时考研究生的人也很少，我记得当时我们班50多个人里面就只有4个考研，两个考上，两个没考上。

记：当时考研究生的成本大吗？

赵：不会比高考难。我考研究生前还到北大来了一趟，准备考沈宗灵老师的研究生，我当时还上了他的一堂课。我忘了上没上过政治考研的辅导班。其他的专业课，有一门西方法律思想史，南大法律系没有这个课，我是自己看的。

我们考研究生跟现在不一样，压力很小，不像现在要像对待高考一样去对待。考上了就去，考不上就算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竞争也并不激烈。

记：您读了研究生之后，与本科相比有什么不同么？

赵：我们上研究生时，社会科学已经大规模开始进入中国。其中最强劲的是经济学。北大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在94年成立的，他们在3天时间里，举办了14个讲座，我的感觉是刷新了一代学术。在经济中心成立的第二个学期，据说有一门《资本论》的课上，一个学生也没有；给两个青年老师排了课，结果他们都没有来上，一打听才知道是出国读学位了。

那时候海外中国研究开始也传播进来，黄宗智两本经济史的书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莫言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说，“TMD小说也能这么写”，当时这种“海外中国学”给人的感觉就是“原来中国也能这么研究”。研究生期间我主要对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下过一些工夫。

记：您当时一起搞了个读书会是吧？

赵：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身边已经有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北大通过自己这块金字招牌的确网罗了一批有着同样兴趣的人。法学院、社会学系、哲学系、中文系、历史系，大家都有一些专业之外的书要读。

读书会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书你一个人读，怎么读也读不懂。没办法就只好大家凑在一起读。刚开始时，是一个人去读，然后给大家讲。后来发现，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你读完觉得讲的是这个，我觉得讲的是那个，没有一致意见。吵来吵去，就只好大家一起逐字逐句去抠。读书会的规矩是来者不拒，往者不追。很多人来了又走了，名字现在都不记得了。

记：您的博士是跟着苏力读吗？

赵：不是。这个很多人都搞错了。那时候苏力还不是博导。搞错的原因可能跟我给他写的那个序言有关系。那时候苏力常常下课后饭也不吃，跑到我们宿舍，非要跟你谈学问。不光如此，在法学楼里，他碰见你也是谈个没完。我总觉得那个法学楼不是个谈学问的地方，会让人侧目而视，认为你有毛病，所以经常觉得很不好意思。

另外一个有这个毛病的就是李猛，吴增定说，李猛经常在食堂里排队买饭的时候旁若无人地跟他讨论什么学术，声音大得满饭堂的人都听得见，他就只好唯唯诺诺，说你说得对。（笑）

记：读博的时候没有考虑过其他的事吗，比如说出去找工作？

赵：你要知道我们当时读完博士后要出去找一份教职的话，虽不像现在这么难，但也已经有点难了。当时我也也找过工作，我还找过清华，就是那个二十一世纪研究院，公管学院的前身。之所以记得这个地方，是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好，拒绝我也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他们那儿要研究宏观问题，我的研究太微观。后来北大法学院搞了个公开面试，我印象中是唯一的一次，我参加了，后来就留下来。

记：您觉得北大清华有什么差别吗？

赵：北大非常好的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北大有另外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reputation。大家都冲着那个牌子去。因此全中国最好的老师、最好的学生都在里面。当然全中国最差的老师、最差的学生也在里面。想想我在北大批的卷子，最低分给过8分，你相信吗？这卷子里根本就没写几个字。

清华是一个工业社会，纪律社会，清华非常的理性化；北大是一个农业社会。做学生在北大最好，像让?雅克就是把爱弥尔带到乡下去教育，农业社会无组织无纪律，没人管你。在那儿工作的话就有一些不好，也是因为没人管你。但是自由还是有的。后来有人要把北大也改革成一个公司的样子，自由剥夺了，同时还不管你的生老病死，我就觉得北大没什么好呆的了。

记：您在北大给过最低分8分，但在清华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呢，是清华的学生好，还是您的风格变了？

赵：不客气的说，是清华的学生比较平庸一些。清华最差的学生比北大最差的学生要好，但清华最好的学生比北大最好的学生要差。作为一个老师的话，当然希望到了清华以后，清华最好的学生要比北大最好的学生还要好。当然好学生不是教出来的，但你可以算在自己账上。

记：那您觉得这个不同是入大学以后的不同，还是在入学前就有的不同？赵：我觉得大概跟学校有一些关系。这个学校是一个工业社会，所以把每个人都当作螺丝钉去看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位置，像你们今天就是被派来的，你们可能也没想过这个事值不值得干。但是你在做这个事之前，要先想一想，你自己是否适合做这个事情。清华毕业的学生比较乖巧，用人单位会比较喜欢。但是你是不是一辈子就想做一个被人使唤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当然也完全可以。如果以后这个国家的政策指定者全是北大的学生，政策执行者全是清华的学生，那也没有什么不好。

记：那您眼中的优秀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赵：优秀学生的一个标志就是可以跟你平等地讨论问题。

记：就像苏力当年跟您的讨论一样？

赵：对。我们当然也毫不客气的跟他讨论。我给他写一个序言，在北大那个氛围里，没人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

记：能跟您一起讨论不仅是一种勇气吧，而是一种能力。

赵：那当然，跟任何人讨论都是这样。你们没当过老师，你上几次课之后，你扫一眼，几十个人的一个教室里，谁在跟着你平等地思考问题，一下子就能看出来。

记：您觉得到了清华之后跟您以前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吗？

赵：从教书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任何老师都要因材施教，要顺着材料的纹路来做。比如说，我在北大给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新生开课，一学期读五篇文本，《1984》、《审判》、《局外人》、《云》、《苏格拉底的申辩》，觉得莫名其妙的学生也不会乍翅，你爱听不听，这就是北大的开课自由、听课自由。在清华大概不能这样，学生会告到系里去，说我好不容易考上了法学院，你给我开中文系的课干嘛，而且你跟学校说不清楚。

记：最后，想请您谈谈您对我们同学的希望。

赵：清华学生的做事能力很强，行胜于言嘛。我跟王晨光老师带着学生下去搞法律援助，哇，订票啦，联系啦，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学生分工明确、井井有条，你扛着个脑袋跟着学生走就是了。在北大，我跟着苏力老师搞调研，管账啦报票啦都是我的事，但一到讨论问题，清华学生明显比不上北大学生，首先知识面就很窄，除了课本上的东西，你们读的闲书太少了。

法学不像工科，工科是不怎么需要念书，他们做做题、做做实验就行了，工科的主要原理100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你不需要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你只要把那个内燃机怎么尽最大的效率给它设计出来就行了。但社会科学不一样，中国社会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没有什么万古不变的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导你。事实上中国社会的热力学定律还需要我们去发现。

但是我们清华现在的学生似乎就没有为思考而读书的习惯。我侧面打听过，你们说的读书就是指读教材。大部分人对知识没有兴趣，只是对成绩有兴趣。当然北大的大部分人也是这样，但北大一个班上，总有那么一两个是例外。我常说，孔夫子有个百分之二点四定律，就是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如果六十个人中一个都没有，那就比较令人沮丧。清华学生做事能力很强，如果再形成好学深思、明辨审问的风气，那就能成为中国最好的学生。

中国现在仍然处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里，仍然需要清华、北大为民族的崛起培养未来各方面的领袖：文化、道德、科技、政治、经济等等。中国知识分子自古都有以天下为己任、当仁不让与人的传统，我希望在你们身上看到这样的传统薪传火继下去。

附赵晓力老师简介：

教育背景：南京大学法律系法学学士，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工作经历：

1997年7月－2004年9月，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

2004年9月－至今，清华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