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上述判断与事实不符。大多数拉美国家是在20世纪中叶至70年代期间达到或超过人均收入一千美元的。统计资料表明，拉美国家在人均收入超过一千美元后，似乎并没有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只是在进入80年代后，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影响，拉美才陷入了“失去的十年”，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不是导致“失去的十年”的直接原因。

近几年，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3000美元。国内的一些学者和媒体借用世界银行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再次将拉美视为不成功的“榜样”。

何谓“中等收入陷阱”？有人认为，“历史经验证明，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之后，很快就会奔向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是，人均GDP到3000美元附近时，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将集中爆发，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贫富分化严重，腐败多发，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国在上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美元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在同一时期，只有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2]

还有人认为，“我们谈‘中等收入陷阱’经常以拉美国家为例，它们在经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发展之后，出现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停滞。当时，这些国家主要是走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战略，着重发展大型企业，城市化进程过快，贫富不均现象非常严重。而经济高速增长使得民众的期望值提升的速度比经济的增长速度还要快，这给政府的社会保障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外债和财政赤字居高不下，通货膨胀严重，金融危机迭起，给经济发展带来重创。”[3]

2010年，《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了50位国内专家、学者的意见后，列出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十个特征：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4] 该杂志发表的多篇文章认为，拉美国家已进入“中等收入陷阱”。[5]

其实，世界银行为“中等收入陷阱”给出的定义也是模糊不清的。如在题为《东亚复兴：经济增长的思想》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缺乏规模经济，东亚的中等收入国家不得不努力保持其前所未有的高增长率。以生产要素的积累为基础的战略可能会导致持续恶化的后果。这一后果必然会出现，因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下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是中等收入地区，但它们无法走出这一陷阱。”[6] 在题为《有力的增长与不断增加的风险》的研究报告中，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拉美和中东的许多经济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一陷阱中，作为高产、低成本的生产国，它们力图在工资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无法提升其价值链，也无法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7]

相比之下，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给出的定义似乎较为明确。2010年9月13日，他在北京参加中国与世界银行合作30周年座谈会上表示，目前摆在中国面前的新问题是“中等收入陷阱”，即从中等收入过渡到高收入比从低收入过渡到中等收入更难。但他又认为，“中国已开始在研究产生新的增长源的各种方式，尤其是通过城市化、人力资本形成、创新政策等，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中国从中低收入经济转向高收入社会的经验，可供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借鉴。”[8]

然而，将长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视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令人误入歧途的。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是否能否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不能仅以人均收入作为衡量标准。中东的产油国和加勒比海的一些国家的人均GDP早就超过一万多美元，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吗？

此外，人口大国的人均GDP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可能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中国的人口超过13亿。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人均国民收入超过12196美元为高收入。[9] 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在超过16万亿美元以后才能成为高收入国家。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不足5万亿美元。从5万亿美元增加到16万亿美元，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不论高收入的指标是会“水涨船高”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长期陷于“中等收入陷阱”中而不能自拔？

 “中等收入陷阱”的假设忽视了发展的艰难性。美国经济学家W. W. 罗斯托认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要经历5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的阶段、 “起飞”阶段、向“成熟”发展的阶段、民众的高消费阶段。他认为，从“起飞”阶段到“成熟”发展阶段的过程大约要经过60年左右。[10]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时间是漫长的。

世界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在世界上的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中，能够脱颖而出的毕竟是少数国家。很难想象一百多个发展中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从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跻身于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须知，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在提高时，发达国家的人均GDP也在不断提高，高收入的“门槛”也会随之提高。更为重要的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是相对而言的。没有中等收入国家，也就不会有高收入国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世界上总会有一些国家永远处于追赶他国的不利地位。

令人担忧的是，因为“中等收入陷阱”强调的是人均收入的高低，因此它可能会鼓励我们去玩无聊的数字游戏。例如，世界银行将12196美元作为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线。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为12195美元、12190美元或12000美元，这个国家算是跳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还是仍然在这个陷阱中？

还应该指出的是，将拉美作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标本”是值得商榷的。首先，贫困、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不仅是拉美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而且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难以消除的痼疾，甚至在一些高收入国家也不难找到。其次，大多数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后，其经济并非长期停滞不前。诚然，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很低，有些年份甚至是负增长。但所谓“停滞不前”的持续时间不足十年。在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重新走上了复苏之路。智利的人均GDP甚至已超过1万美元。 
    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又是一个伪命题。当然，我们抛弃以人均收入为基础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无视拉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发展道路上面临的种种挑战。拉美国家的经历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民众的消费模式会发生重大变化，环境面临的压力会上升，收入分配会更加不公，社会问题会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参政意识会不断强化，政府治理的难度会增加，与外部世界接轨的程度会提高，等等。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的唯一可取之处是：它指出了加快发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换言之，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发展中国家不能沾沾自喜，而是要及时调整发展模式，积极应对内外条件的变化，大力推动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