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追捕（一）
                    
                    ——开国缉拿残害刘胡兰烈士的凶犯
 
    他们是杀害革命烈士的凶手,曾经血债累累、嚣张一时;他们是否能逃脱人民政权的天罗地网?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场正义的大追捕拉开了序幕。
    刘胡兰、项英、陈潭秋、毛泽民……他们都是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是如何牺牲的?残害他们的凶手最终下场如何?
    新中国成立以后,共和国的卫士们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追捕。这场大追捕不仅仅是为烈士复仇,更是为了还人间一个正义。
   
    缉拿残害刘胡兰烈士的凶犯
 
    刘胡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在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一个贫下中农家庭,10岁参加抗日救国儿童团,12岁担任区妇救会干事,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党员)。她牺牲时年仅14周岁。
    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怕死不当共产党,我死也不自白”的回答.
   1946年9月,国民党军队阎锡山部闯入文水县境,第61军72师师长艾子谦率领三个团兵力,在晋中平原的西面和西北山口扎下了据点,妄图切断平川与吕梁山解放区的联系。地主武装还乡团、复仇队等趁机猖獗起来,他们为非作歹,残害革命干部及其家属,形势日益恶化。
    为更好地保存革命实力,更有力地打击敌人,中共文水县委一方面积极组织武工队在平川坚持斗争,一方面把不便隐蔽的干部转移到吕梁山解放区。刘胡兰在转移人员名单之中。可她得知后,执意留下来坚持对敌斗争。组织上批准了刘胡兰的请求,让她留在了云周西村,协助县委组织部长吕雪梅开展工作。
    10月,72师215团1营在距云周西村仅四五里路的大象镇安下据点,隔三岔五地袭扰四邻,强迫群众自首变节,违者杀头,弄得留下来的干部经常转移,有时一个晚上要转移三四个地方。
    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武工队也没有放弃斗争。12月21日晚,在刘胡兰的接应、掩护下,文水县二区区长陈德照带着武工队员摸进云周西村,除掉了罪大恶极的村长石佩怀。
    镇压了伪村长,狠狠打击了敌人,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但敌人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对云周西村进行疯狂地报复。
    12月26日,大象复仇队队长吕德芳带领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金川子)、白占林等冲进了云周西村,火烧了陈德照家。
    1947年1月8日,天刚蒙蒙亮。吕德芳及215团1营2连连长徐得胜带领几十个匪徒,突然袭击了云周西村,抓走了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农会秘书石玺玉等五人。
    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石三槐、石六儿坚贞不屈,石玺玉等叛变投敌,供出了云周西村的党组织和革命干部。
    变节者的供词很快送到了215团团部。供词称:石佩怀被暗杀致死,系该村女共产党员刘胡兰、共产党区长陈德照等人所为。团长关其华收到供词后,    即在文水城内的团部召开政务会议,决定在大象镇附近抓个“典型”,杀几个人,起到威慑作用,这样据点才有安宁之日。关其华将这个“典型”定在云周西村。
    师长艾子谦批准了“抓典型”行动,并亲自下达了手令:“……为了开展地区,建立据点,经师部审核研究,准予将呈报的人处死,以便建立据点,推行政权……”
    1947年1月12日,这是云周西村人民永远铭记的日子。天刚放亮,刘胡兰正在与家人话别,因为头天夜里组织上决定将她转移上山。突然,村子里响起“当当当”的铜锣声,有人拖着长声吆喝:“全村男女老少,都到村南大庙前集合。”
    刘胡兰推门探望,只见街上到处都是敌人,正持枪逼着乡亲们向大庙靠拢。她意识到,通往村外的所有路口都被封锁了,一场大屠杀即将开始。
    刘胡兰的母亲让刘胡兰去隔壁“坐月子”的金钟嫂家躲躲,她唯恐连累人家,便义无反顾地去了大庙广场,站在父母亲身边,紧挨着妹妹刘爱兰。
    这时,交通员石三槐、民兵石六儿、八路军战士张年成、区组织部长的哥哥石世辉、区长的伯父陈树荣、云周西村党支部书记的伯父刘树山等人,已被抓到大庙外西侧的广场上,四周岗哨林立。
    复仇队分队长武金川在人群中发现了刘胡兰,要她自白,被拒绝后,匪兵上前从人群中拉出了刘胡兰,与先前抓到的6个人押在了一起,刘胡兰是其中唯一一名共产党员。
    机枪连指导员张全宝和徐得胜宣布了七人的“罪名”后,要村民都出来“揭发”他们的罪行,结果无一个村民应答,广场上死一般寂静。
    无奈之下,张全宝把叛徒石玺玉以及贪生怕死的张生儿、韩拉吉等人叫出来,准备行刑。敌人残忍地杀害了石三槐等人后,刽子手们问刘胡兰是否害怕,是否要“自白”,得到的却是“怕死不当共产党,我死也不自白”的回答。恼羞成怒的敌人用铡刀杀害了年轻的共产党员刘胡兰。
    刘胡兰等七位烈士惨遭杀害后,全县军民义愤填膺。“解放文水城”、“为刘胡兰烈士报仇”等口号响彻汾河西岸。
    几乎每份解放区的报纸,都及时登载了刘胡兰等英勇就义的消息。2月6日,延安各界慰问团派专人将署名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挽联送到云周西村,还给七位烈士家属发放粮食数十石,以示慰问。同一天,《晋绥日报》以《向刘胡兰同志致敬!》为题发表社论。
    8月1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追认刘胡兰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8日,晋绥八地委宣传部发出通知,号召全体党员、干部向刘胡兰同志学习。毛泽东为刘胡兰亲笔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从此,刘胡兰烈士的名字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晋绥陕甘边区,传遍了华夏大地。
   当时张全宝正在那里打杂,傅永清叫出他的名字,他先是愣住了,看清是傅永清后才镇定下来
   1947年2月2日,人民解放军解放文水县城后,党和政府就开始了对制造刘胡兰惨案的有关人员的缉捕工作。10月26日,时任文水县二区区长的陈德照,曾将石玺玉押送革命根据地(西山高家沟)审查。因当时审讯环境和历史条件所限,再加上石玺玉有意隐瞒其罪行,在审查无果的情况下,将其释放回村。
    吕德芳,惨案凶犯之一、大象复仇队队长,在解放文水县城战斗中化装成商人,从文水东庄村向北逃窜,在宜儿村附近被解放军击毙。
    吕善卿,吕德芳之兄,惨案主谋之一、国民党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在解放文水城时被俘,经审查后被处决。
    冯效异,惨案主谋之一,215团1营营长。解放文水县时逃脱,后在1948年6月的晋中战役中被解放军击毙。
    孟永安,惨案主谋之一,曾任云周西村伪村长,与武金川、白占林在解放文水县城时同时被俘。
    在追审此案中,孟永安病死在狱中,武金川经审讯后被判处死刑,白占林被判刑后病死在狱中。张德润、李天科、夏家鼎、郭鸿仪、温乐德等六人均被判不同的刑罚。
    此时,仍有一部分凶手未被绳之以法。
    1948年,祁县县城解放后,贾令镇“万和堂”药铺新来了―名炊事员。此人虽然烹调手艺不怎么出色,但却老实、勤快,不善言谈,见人面带微笑,毕恭毕敬,给人留下了一个好印象。
    1950年3月,“镇反”运动开始后,在云周西村召开的农民控诉会上,一位农民谈到,他在祁县贩枣时见到一个人,很像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首凶徐得胜。在现场采访的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吴钢听说后,认为这是全国人民十分关心的大事,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他当即驱车赶赴祁县进行深入调查。
    原来,贾令镇“万和堂”药铺的那个炊事员,正是连长徐得胜。徐得胜参与屠杀刘胡兰等烈士后,因为杀人有“功”,不久被提升为副营长。1947年文水县城解放时,他逃回原籍祁县武乡村继续作恶。l948年祁县解放,徐得胜逃至贾令镇后,潜进县城“万和堂”药铺当了炊事员。1951年初,徐得胜被抓捕归案,4月4日在祁县武乡村被执行枪决。
   在此期间,追捕、审判制造刘胡兰惨案的要犯张全宝、侯雨寅的工作,一直被列入“重中之重”。
   张全宝在交城战役中受伤,住了五个月的医院,出院后任国民党军亲训师第1团5连指导员。1948年6月在介休张兰战役中受伤,在养伤时逃走。1949年3月,他出任阎锡山部追击师第3团5连连长。4月24日太原解放,张全宝被俘,被押解到华北军区教导团第2团训练三个月,7月转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
 张全宝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便化名为张生昊,隐瞒了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历史,时过不久他就被释放,回到了原籍运城县运城镇卫家巷。他剃掉了惹人注意的胡子,处理掉了腮上长着长毛的黑痣,以做小买卖为生,一时骗过了人们。
    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后,被关押在山西省万泉县监狱的第215团1营机枪连文书王连成和第215团2营副营长傅永清,在政策的感召下,举报张全宝躲藏在运城。
   王连成说:“去年(1950年)年2月,我去太原做买卖时,无意间碰到过张全宝,当时我跟他打招呼,他朝我看了一眼,装出一副不认识的样子,匆匆走开了。
    “会不会是你认错人了?”审讯人员问。
    “不可能!我跟张全宝以前在一个连队,怎么会认错人呢?再说,如果是我认错了人,那人也应当吱一声,可是他并没有吱声,显得惊惊慌慌的。”
审讯人员认为王连成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
    于是,审讯人员提审另一个知情人傅永清。傅永清说张全宝应当藏匿在山西的一个地方,1950年3月曾在太原见过他。那是傅永清去太原办事,在市中心一家小酒馆吃午饭时,无意间看见了张全宝。当时张正在那里打杂,傅永清叫出他的名字,他先是愣住了,看清是傅永清后才镇定下来。张全宝说自己改名字了,如今叫陈宝全了,在这里学拉面条,准备回老家去开拉面店过日子。
    1951年2月26日,两名侦查员前往张全宝的原籍交城县调查。他们跑遍了交城的大街小巷,也没发现张全宝的影踪。侦查员又去了太原,在市中心一带也没有找到傅永清说的那家小酒馆,无奈之下,向市公安局求援。公安局的同志告诉侦查员,那家小酒馆的老板是一名反动分子,已经被逮捕,关押在市公安局看守所。于是,侦查员到看守所向小酒馆老板了解张全宝的情况。老板供述,张全宝是一个朋友介绍到他的店里来学拉面的,说准备以后自己开一家小饭店谋生。原先说要学半年,可仅学了两个月就突然离开了,那时是去年3月下旬。
    侦查员屈指一算,张全宝突然离开那家小酒馆的时间,正是傅永清在太原相遇之后的数天内,估计是张全宝怕傅永清去政府告发他。侦查员在市公安局的帮助下,又找到了原先在小酒馆干活的三个人,其中一人说,张全宝应该去了大同,他曾说学会了拉面就去大同开小饭店。侦查员随即赶赴大同,只用了半天时间,就查到了张全宝的行踪。张全宝果然在大同开了一家专卖拉面的小饭店。
    5月8日,运城县公安局派人包围了张全宝的住宅,将张全宝抓获归案。
    警方怀疑这个案子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再次对裘应进行审讯。这一审,审出了一起惊天大案
    侯雨寅也是杀害刘胡兰等烈士的要犯,隐匿得更深。
    1948年2月,解放军在解放山西省离石县的战斗中,俘获了大批国民党军官兵,侯雨寅也在其中。
    侯雨寅知道自己有命案在身,自然不敢实话实说,他对解放军管理人员谎称自己不识字,要求口述,由管理人员记录。他在口述中把自己的所有情况都作了更改:侯雨寅改为侯震宙,61军72师215团改为61军71师211团,职务也由副营长改为排长,另外还把籍贯山西稷山改为山西临汾。
    如此一改,侯雨寅就成了被俘的“最低一档”军官,排长自然没有多少“价值”,加之天生一副“老实相”,管理人员就相信了他的话,还让他担任了小组长,协助解放军管理俘虏中的其他中级军官。正当暗自庆幸过关时,他“不幸”遇到了一个认识他的老乡。
    这个老乡姓黄,与侯雨寅同为山西稷山宝泉庄人,在第61军一个连队当副连长,比侯雨寅晚俘获十来天,送到俘虏管理处后,正好分在侯雨寅当小组长的那个小组里。两人一见面,侯雨寅顿时吓了个魂飞魄散。瞅得一个空子,侯雨寅将黄某拉到一旁,要求对方假装不认识他,还把自己编造的情况说了一遍。黄某听后,表示照办。
    但侯雨寅感觉黄某是颗定时炸弹,一爆炸就会要了他的性命,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黄某除掉。主意打定,侯雨寅利用与管理人员外出购物的机会,悄悄买了两包老鼠药。次日星期天,俘虏改善伙食,侯雨寅故意让黄某跟他去伙房帮厨,在伙房吃饭,乘机把老鼠药下在菜里。当天,药性就发作了,可是那老鼠药质量有问题,黄某上吐下泻,没有死掉。不过,这在无意中倒也真的使侯雨寅的计谋得逞了。管理人员把黄某送往医院治疗时,黄某乘机“不辞而别”,此后就不知去向了。
    侯雨寅去了一块心病,便继续伪装积极。3月16日学习结束后,解放军把他作为遣散人员,发给路费,让他回了老家。就这样,侯雨寅这个制造“云周西村惨案”的主凶之一,暂时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侯雨寅侥幸离开战俘管理处后,并没有离开山西,他去了万泉县,继续使用侯震宙的假名,蒙混一段时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又开始蠢蠢欲动。
    1951年1月22日,万泉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件。这天下午,县城“泰通客栈”住进了一个名叫郝似柏的布商,他从省城进了25匹花布和一些其他日用百货商品,返回时在此投宿。次日清晨,郝似柏发现满满一大车的货物竟不翼而飞。
    县公安局很快破获此案,系裘团总(即裘必川,曾任国民党保安团副团长,当地恶霸,民愤极大,1948年被镇压)的儿子裘应及其另外两个同伙所为。他们窃得赃物后,藏于城内关帝庙后院的枯井中。
    侦查员随即去关帝庙起赃,对照失主所提供的报失单查验,货物不少,只是那25匹花布都给剪开了。次日,他们通知失主布商郝似柏把原物领回。
    按规定,公安局发还赃物时,都要与失主当面办一个手续,让失主出具一张收单。郝似柏见花布都被剪开,就用尺子一一丈量,然后把结果写在收据上。旁观的一个公安人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一段段剪开的花布长度竟然完全相同。这似乎不合常情。案犯在那种条件下把花布剪开,首先要考虑的是防止被人察觉,应当马马虎虎剪开分赃才是,可为什么要把每段花布的长短弄得一样?
    警方怀疑这个案子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于是,再次对裘应进行审讯。这一审,审出了一起惊天大案!
    原来,万泉县有一个由国民党反动军官、逃亡地主、还乡团分子、漏网恶霸等反动分子组成的地下反革命武装组织“汾南游击队”,而这个组织的头子就是当年隐瞒真实身份后侥幸获释的侯雨寅。
    侯雨寅鉴于朝鲜战争的形势,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台湾蒋军要打回大陆了,于是准备乘机发动武装叛乱。为了筹集经费,侯雨寅命令部下做下“泰通客栈”盗窃案。因为警方防范得紧,无法将赃物集中转移,侯雨寅就命令裘应等人把布匹按尺寸剪开,准备分发给参加叛乱的匪徒们。
    侯雨寅以杂货店老板的身份藏匿于稷山县宝泉庄。1951年5月11日,侯雨寅被稷山县公安局逮捕,当晚又被押解到万泉县公安机关。审讯中,尽管他百般狡赖,但在确凿证据前,终于不得不承认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1951年6月22日,山西省人民法院榆次分院批准张全宝、侯雨寅死刑。24日下午,在云周西村召开公审张全宝、侯雨寅大会,之后将两人就地执行枪决,以告慰刘胡兰等烈士的在天之灵。
    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才使胡文秀解了不白之冤
    此时,还有漏网之鱼未肃清。文水县公、检、法机关没有停下对此案漏网人员侦查的脚步。
    1958年9月,在湖南省工作的陈德邻和其他受难者家属,向公安机关检举了石玺玉,认为石玺玉是叛徒,是刘胡兰惨案的罪魁祸首,不缉拿石玺玉归案不足以平民愤。
   1959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郑林来云周西村视察工作时,指示政法机关要迅速处理这―案件。县委书记召集了有关人员作了研究,并呈报地委。地委研究后,派出得力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在十个主要地区(如旅顺、太原等)进行侦查,澄清了部分案情,石玺玉等二人成为重点调查对象。
    9月9日,文水县公安人员在云周西村将漏网凶手石玺玉、张生儿逮捕归案。11月24日,文水县人民检察院对石玺玉及张生儿提起公诉。
    石玺玉、张生儿在残杀刘胡兰、石三槐等七人时主动积极,在阎军连长徐得胜、指导员张全宝讲完话后,石玺玉手提木棍站在群众之外,张生儿也主动跳出人群,和石玺玉、韩拉吉(韩被敌人杀死)将石三槐、石六儿等六人拿木棍打昏后,石玺玉、张生儿用铡刀将石三槐、石六儿铡死。
    更为严重的是阎军威胁拷打石景华等群众,让他们用铡刀铡刘胡兰,人们都不去执行。石玺玉、张生儿积极上前手扶铡刀将刘胡兰铡死,石、张二人积极残杀刘胡兰等7人后取得敌人的信任,并接受了给敌人搜集我方情报的任务。
   1959年11月26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判处石玺玉死刑。然而,阴险狡猾的石玺玉不愿就此伏法,大喊冤枉,声称“告密者”是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而不是他。尽管他犯罪事实清楚且已经宣判,但还是引起了公安部的重视,指示组织省、地、县联合专案组,并要求山西省公安厅一定要把此案彻底查个水落石出,办成“铁案”。
    1960年5月30日,联合专案组到文水又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调查取证工作,终于彻底查清了石玺玉、张生儿“告密”的全部真相。
    刘胡兰兄妹五人,其中有三人为继母所生。刘胡兰牺牲时,二妹刘爱兰在场亲眼目睹。1948年底,刘爱兰参军被分配到了战斗剧社,在剧目《刘胡兰》的演出中扮演姐姐,成为文艺作品中第一个饰演“刘胡兰”的演员。
    刘胡兰的两个弟弟后来也参军来到了部队,并分别被当地领导改名为“继英”、“继烈”。由于刘父不擅言辞,外出作烈士事迹报告,一般由继母胡文秀“代劳”。然而正是这继母身份给她带来了“麻烦”。
    石玺玉诬陷是继母出卖了刘胡兰,这也曾让胡文秀一度受到怀疑,说她“后妈不疼娃”,为此受到批斗。刘胡兰的父亲刘景谦敦厚老实,对此却无法沉默。他和女儿刘芳兰一同赶到北京,找党和国家领导人明断是非。问题最后反映到了周恩来那里,周总理亲自过问,作出了指示,才使胡文秀解了这不白之冤。
    事实真相直到1963年初才得以查清:叛徒就是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石玺玉,他曾因包庇地主段二寡妇受到过刘胡兰的批评,后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故怀恨在心。
   在庄严的法庭上,尽管石玺玉装聋作哑,百般抵赖,但在大量的确凿证据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罪行。
1963年2月6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批准石玺玉死刑。2月14日,将石玺玉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同年,张生儿被文水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63年2月17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告对反革命犯石玺玉执行死刑的情况。经过几次审判,在刘胡兰惨案中犯有重大罪行的人犯均被依法严惩。
    至此,制造和参与杀害刘胡兰等七烈士的所有罪犯都未逃脱法律的制裁和人民的审判,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天网中终被一网打尽。
       资料来源：报刊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