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中共三大会址之谜
               

  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以蜡像再现会议场景（场景中站立发言者为陈独秀）
 

        位于原广州市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的中共三大主会场旧址

从1923年6月12日到6月20日，中共三大在广州开了9天。三大闭幕后，实现了我党历史上两个“第一次”：一是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和参与下，国民党一大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宣告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二是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层。

三大是中共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一次会议，在中国共产党迄今召开的17届全国代表大会中，三大是唯一一次在广州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

如此重要的一次会议，具体地址究竟在广州的什么地方？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随着一批珍贵档案的解密，解开了这些历史谜团。
 

 绝密资料浮出水面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52年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建成，经历了31年时间。从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到2006年7月1日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正式开放，却经历了83年的漫长岁月。为何会址的确认会持续这么久呢？

据党史学者高宏的了解，三大旧址的考证问题，其实刚一解放就已经开始了，但为何持续了这么久还没解决，主要有几个问题：第一，有些当事人去世了；第二，广东有些当事人虽然还在世，但是曾受到错误的批判，历史上有过波折，所以他们也都不愿意抛头露面，因此这个考证就耽误下来了。

这一耽误就到了1971年，而整个国家当时正处在“文革”的动乱之中。就在这时候，曾经参加过中共三大的老党员徐梅坤写了一封信寄到广州，希望来广州考证中共三大旧址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除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外，广州市管的博物馆全都已经合并为“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调查中共三大旧址的事就由这个单位来负责。在广州市革委会的批准下，广州市纪念馆博物馆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五人调查小组。

于是，调查小组一方面请求上级批准徐梅坤来实地调查，另一方面，向中央申请看档案。当时中央档案馆由中央办公厅管理，调查小组要到中央档案馆查阅档案，需要经过市委同意后报省委，省委同意后报中央办公厅。

原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调查小组成员黎显衡后来回忆说：“因为还是‘文革’期间，报告到中央办公厅后，要经过周总理批‘同意’，还要江青批‘同意’。另外还有中办主任汪东兴，他们三个人都批准后，才能到中央档案馆去查资料，此外不能随便去。”

最终，经过层层审批，1972年，五人调查小组前往中央档案馆，复制了“三大”的绝密档案12份共64页。其中就有一直被视为绝密的《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这些重要内容都是从来没有公开过的。

“当时这些档案还属于绝密的，从未公开过，都是从苏联的档案馆里拿过来的，然后把俄文翻译成中文，存在我们中央档案馆的。”黎显衡回忆道。

材料取回以后，被放在一个专门的保险箱里，由一个同志专门负责管理。即使是当时的调查小组成员，需要查看资料时，也需要办理手续，并且不能摘录，也不能拍照，更不能复印，只能看。这些绝密的档案虽然对三大的历史研究很有帮助，但是对会址在哪里，却一点都没有提到。因此，调查小组的工作一下陷入了困境。

    另辟蹊径，寻找蛛丝马迹

    为了寻找会址的确切位置，调查小组一共访问了15名老居民，开了7次座谈会，也访问了19位老革命。但是，他们都不是三大的亲历者，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党的三大代表，这才是最直接的法子。

终于，在各方努力下，经过国务院办公厅的批准，徐梅坤老先生来到了广州。当年参加中共三大的时候，他还是个年轻人，如今，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是个80多岁的老人了。

当徐梅坤老先生来到新河浦、恤孤院路一带，第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东山已经面目全非了。当时这一带都是田园，现在建了很多房屋，他一时间也难以辨认具体位置。

后来调查小组就邀请当地村民与徐梅坤老先生开座谈会，希望以此激发他的记忆。那段时间，黎显衡天天跟着他在新河浦查看房屋。有一天，突然之间徐梅坤看到前面有一栋房子，叫逵园，房顶有“1922”几个字。

徐梅坤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立刻就说他想起来了。当年开会就是在这栋房子的前面，是一个小房子，这个小房子有两层楼。但是，他倒回头来一看，又说：“这不对呀，‘1922’这个房子的对面本来就是我们开会的一栋两层楼啊，现在怎么都变成平房了呢？”

后来，那里的居民就告诉他，以前那儿确实有一栋两层砖木结构的房子，也不大，但是1938年日本人轰炸广州的时候，把这栋房子给炸毁了。徐梅坤就说：“哦，那就有可能，有可能。”

 “1922”这几个字为徐梅坤提供了寻找三大会址的重要线索，循着这条线索，他很快找到了附近的谭延贻官邸简园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居住过的春园。但是，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徐梅坤的记忆会不会出错呢？调查小组也产生了这样的疑问。

这时候，广州市档案馆又发现新的档案。这个档案非常重要，那就是1923年8月19日，由陈定中测量的一个地图。中共三大是6月份结束的，而这个图纸是8月19日绘制的，前后相差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这张图纸就测量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就是恤孤院后街31号。这就是说，徐梅坤先生的回忆没有错，档案也可以作证。

1972年11月22日，调查小组还找到当年逵园的清洁女工李虾。据李虾回忆，逵园至现在基本没有变动，原屋顶是“金”字形的，原来的围墙比现在稍大些，现在逵园东门的两棵棕榈树原在围墙内。

就这样，中共三大的会址终于确定下来了，是东山恤孤院后街31号（现为恤孤院路3号），会址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的普通民居。按理说，这一工作差不多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会址存疑，考古确认
 

有什么问题呢？即使调查小组访问了徐梅坤，也找到了档案，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因为这只是孤证。当时中共三大代表还健在的有好几个人，一个是徐梅坤，还有一个是罗章龙，还有就是毛泽东。但是调查小组不好直接去找毛泽东。于是调查小组开始访问罗章龙，当时“文化大革命”没结束，他还在被审查阶段，因为罗章龙是“罗章龙路线”的头头。

据回忆，徐梅坤说开会的地点在首层，罗章龙说在二层，这就有很大的矛盾了。这个会场到底在哪里呢？1972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4年12月，调查小组又去武汉找罗章龙，谈了五六次，最后终于确定开会的位置是在首层。但是，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说房子的外形是什么样的？这一拖就拖到了2006年。

2006年，广州市决定重建中共三大纪念馆，拆掉了原来那个仓库。这次纪念馆的修建也是直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的。广州有很多其他纪念馆，但都没有享有这么高的规格。

仓库拆掉以后，考古所就派考古队进去。根据考古发掘，发现了原先三大房屋的地基。经过这次考古发掘，完全证实徐梅坤的回忆没错。

 中共三大会址从1971年开始调查到2006年的最后确认，花了36年时间，为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终于解开了中共党史上的一个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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